誰都別想著“撈了就跑、跑了就了”。近日，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辦公室發布統計數據，截至2017年3月31日，兩年的時間，“天網”行動先后從9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873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476人，“百名紅通人員”40人(數字截至2017年4月底)，追回贓款89.9億元人民幣，追逃追贓工作取得重要階段性勝利。

境外追逃追贓工作階段性勝利的取得，在反腐專家看來，與中國刑事法治建設的全面進步關系密切。“境外追逃追贓工作的成績，最根本的還在于中國刑事法治的全面進步和國際法治形象的穩步提升。”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G20反腐敗追逃追贓中心研究員張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追逃“利好”

貪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調整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取消了貪污賄賂犯罪的定罪量刑數額標準，而代之以“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以及“較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情節”。2016年4月18日，“兩高”發布《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公布了貪污賄賂犯罪的具體定罪量刑標準。據此，貪污賄賂犯罪“數額較大”的標準由之前的5000元調整至3萬元，同時對其他檔次的量刑標準也作出相應調整。結合《解釋》，“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為300萬元。

如何看待貪污賄賂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調整？

在最高法召開的《解釋》發布會上，最高法刑二庭庭長裴顯鼎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原標準已不適應這種發展變化。加之近年來的實踐，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因素的影響，各地對貪污受賄移送追究刑事責任和定罪量刑的標準不盡統一，需要統一規范，一體遵循。

考慮到現實操作性，《解釋》采取“數額+情節”的定罪量刑標準模式。對此，裴顯鼎說，情節設置上輔以不同的犯罪數額限制，以此增進司法的確定性，避免因情節難以量化而出現操作性問題。

對于標準的修改，西安政治學院教授傅達林則認為，體現了量刑的科學化與反腐的法治化。傅達林指出，將量刑的具體數額標準規定在刑法當中，精細有余而靈活性不足，難以有效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刑法的這種看似抽象化的修正，實際上是為貪污賄賂犯罪確立更為科學的量刑，最終追求反腐的法治化效果。“由精細趨于原則的立法，是另一種科學立法的體現。”傅達林指出。

定罪量刑標準的科學調整，對境外追逃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

“定罪量刑的標準調整以后，入罪的起刑點提高了，給張軍的勸返工作帶來轉機。”談及上海“天網”行動追逃對象張軍，該市檢察院反貪局偵查指揮中心辦公室主任浦雪章說。

2016年12月28日，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的統一部署和上海市反腐敗協調小組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的直接組織協調下，歷經1001天的逃亡，潛逃至澳大利亞涉嫌貪污的犯罪嫌疑人、上海“天網”行動追逃對象張軍被成功勸返回國。

在對貪污賄賂犯罪定罪量刑標準進行調整的同時，作為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后的一種執行措施，終身監禁進入刑事處罰的視野。

2016年10月9日，因犯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白恩培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由此，白恩培成為了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來，第一個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官員。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表示，白恩培被判終身監禁案，具有特殊的反腐意義。終身監禁的運用，彌補了直接死刑過重而無期徒刑過輕的問題，豐富了懲治腐敗行為的手段，讓懲治更為精準和完備。

中國傳統社會存在“殺貪官”的觀念，不嚴懲貪官，不足以體現民心民意。對此觀念，莊德水表示，死刑政策的運用要體現政治智慧，減少死刑，代之以終身監禁，完全符合國際司法趨勢，體現中國反腐的國際化，彰顯中國政府的反腐態度。

“在慎用死刑、減少死刑的趨勢下，參考世界各國的做法，終身監禁是盡量不折損法律威懾力的替代性措施。按照罪刑相適應的法律原則，從依法本可判處死刑的巨貪開始嘗試終身監禁，是積極而穩妥的選擇，更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大體現。”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黃京平說。有學者認為，刑事處罰措施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為通過國際司法合作開展追逃工作減少了障礙。

2017年6月1日14時許，中國籍犯罪嫌疑人朱某被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執法人員移交給中國警方。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該案成功告破是中美雙方執法部門按照中美元首會晤所達成的共識，開展刑事執法和追逃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中美兩國警方聯手打擊跨國刑事犯罪的又一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