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電影拍了出來，甚至放到葫蘆島戲劇家協會做了展映交流，專業人士也依舊不看好這個男孩。當地專家直言，“看他的身體狀況，藝術道路恐怕不會很長”。還有的人覺得，科班出身的導演都很難有成就，更何況這樣一個純靠自學、身體又不便的小伙子。

可姚凱不服氣。為了電影夢，他有些瘋魔。彼時央視有心理咨詢欄目，他一遍遍撥打欄目熱線，訴說自己的情況。欄目的主編被這個孩子一遍遍的訴說打動，成了他的老師，不僅教他業務知識，還幫他聯系資源，給他職業發展的指導。

他用最笨的方式提升自己。看專業教材，觀摩片子，有時徹夜不眠。本地的專業人士懷疑他的能力，姚凱瞞著爸媽，鼓起勇氣挨個打電話向人家請教。很多專家的態度被改變了，有的人被這個小伙子的經歷、毅力打動，還有的領導驚奇地發現，這個小伙子說起專業名詞、理論分析來頭頭是道，一點不比科班出身的差。

唯一被蒙在鼓里的是當時不太支持他搞影視的爸媽。他們奇怪地發現，家里每月三四十元的電話費暴漲到了100多元。

他們二人最后也被姚凱“征服”了。戲劇家協會的老師們為姚凱聯系了劇組，甚至招募來了免費的演員。一大撥人到了姚凱家，“人家都不要錢了，吃飯我們總要管吧！”父母從反對到無奈，最后也成了姚凱的擁躉。

姚凱說，自己這么倔，其實真的有些“沒臉沒皮”“沒心沒肺”，他也知道有的人看不起他，“那些都無所謂，誰也代替不了自己”。拍電影最重要的是實踐機會，可他天生就落在了人們后面。“同樣一筆投資，一個健全人和我，老板肯定愿意給前者。”姚凱很清楚自己的劣勢。

為了給微電影藝術節拍攝投稿作品《街角》籌資，姚凱一頭扎進了縣委大院。在縣委門口，門衛不讓他進，這個小伙子就拉著人家說，“我這副身體，能是鬧事的嗎？”門衛這才記起了這位殘疾導演，讓他進去了。可誰也沒想到，姚凱找不準哪個領導管這事，就直接去敲縣委書記的門，還真的獲得了縣委書記的支持，拿到了6萬塊錢的經費，拍出的微電影也得了獎。

姚凱的倔勁兒改變著自己，也改變著別人。拍電影的時候，他每天就休息四五個小時；在工作室做后期，姚凱早上9點就來，晚上9點才走。曾經有和他合作的人感嘆，“坐了30多個小時的車，下了車，（姚凱）還要拉著你談劇本”。

很多人被這股倔勁兒打動。姚凱曾想拍微電影，在家鄉聯系投資，問門窗廠、鋼鐵廠甚至賣豆腐的，是否需要植入廣告，人家都拒絕了。可他的熱情最終打動了民政局，下屬的托管中心給了他投資，讓他以托管中心的故事，又拍出一部微電影《花海》。在葫蘆島當地的殘聯，姚凱也是叫得上的名字。新任理事長到任，專門打電話詢問姚凱的情況，還專門派助手幫著一起找投資、找劇本。

姚凱需要堅持的地方還有太多。 他這些年拿的證書、獎杯把家里的一面墻壁填得滿滿的，可真正愿意給他投資的人依舊寥寥無幾。面對復雜變幻的商場，這個小伙子經常手足無措——有一次，他作為制片兼導演，做商業電影的機會就在眼前，甚至連合同都簽了。可關鍵時刻，資方和編劇發生了矛盾，他作為制片，卻不會協調。最終，合同流產了。

這樣令他絕望的時刻不在少數。他曾信誓旦旦地要為白血病患者拍公益微電影，也發起了眾籌。結果，眾籌機構把他的項目放在首頁推廣，卻只募捐到1300多元。這其中，有領投的1000元，還有朋友們捐的好幾十元。

家里的條件也令人擔憂。父母都是工薪階層，家里有需要贍養的老人，姚凱還有一個弟弟。單是一臺兩萬多元的攝像機，就讓家里壓力巨大。

有時候，姚凱也會嘟囔，說自己這些年是從壓抑中走過來的。有時候思考人生，越思考越痛苦，很難高興。

這是他鮮有的脆弱的時候。在更多關頭，他依舊想當那個倔強、勇敢的姚凱。

曾經面對鏡頭采訪，他說自己或許會開個商店，邊補貼家用，邊拍電影。可這次面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卻狡黠一笑，說當時的那些話不過是“緩兵之計”，緩解周圍人的擔心，也減輕自己的壓力。在他的內心深處，自己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拍電影的想法從來沒有變化。他就是這么倔強。（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