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晚年的文學寫作屬于典型的“休閑寫作”。他曾用這樣一段話表明他在創作時所享受到的快樂，“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汪曾祺的絕大部分作品寫于他60歲之后，他在文學寫作中尋找人生快樂之余，也將生命的快樂通過他的文字傳遞給讀者，創作者寫得開心，閱讀者也讀得高興，將他該期的文學創作稱之為“休閑寫作”，實在是名副其實。

作為一名作家，汪曾祺對于寫作有著獨特的認識。“因為生活以及休閑的目的不僅是自我表達，也是自我創造，生活本身就是創造活動。”汪曾祺晚年的寫作是一種典型的隨心、隨性、自由而充滿創造性的活動，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表現出來：

1. 講求創作的隨意性，即強調創作者自由、富有創造性的寫作。汪曾祺認為，寫詩作畫，主要靠情緒，不能全憑理智；文學寫作也大可不必緊跟時代潮流，而應有寫作者個人的想法，即“個人的情緒”。也正是因為如此，與同期眾多作家的文學寫作相比，汪曾祺的寫作多了那么一份自由與閑情。他的小說和散文，多寫市井百姓的生活與各地的風俗人情，其文字處處呈現出生命的情趣。

在創作技法上，汪先生也是自成風格。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他都主張文章結構的“隨便”。“我認為散文寫作的大忌是作態，散文寫作是可以寫得隨便一些的。……散文總有點見識，有點感慨，有點情致，有點幽默感。”“生活本來就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應該是散散漫漫的。”在他的散文作品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有意思的“閑筆”，如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作者由金先生在西南聯大時的著裝，講到聞一多先生當年所穿的灰色舊夾袍，緊接著，又寫到聞先生穿著這件舊夾袍在龍繩武家大罵蔣介石之事。其實，這件事與金先生毫無關系，完全可以不寫，可作者這看似無意的一筆，卻在暗處里折射出了他對一多先生剛正不阿的美好品格的敬仰。

另外，汪先生還講究散文、小說、詩歌各種文體創作特色的相互滲透。小說散文化、散文詩化、散文小說化，對文體邊界的模糊和有意味的文體跨界，形成了汪曾祺文學創作的獨有風格。他在文學寫作的過程中追尋著個人的創作自由，也在尋找著人生樂趣。

2. 強調文藝作品對讀者的愉悅和引導作用。汪曾祺的休閑寫作不僅僅是為了提升自己與發展自己，也不僅僅是為了追求個人的生命自由與快樂，同時也是為了讀者的自由與快樂，它們還在無形之中影響著讀者關于生活與人生的思考。

汪曾祺是一個非常強調文藝作品美感教育功能的作家。“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以喜悅，讓他們認識到生活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這樣他就會覺得自己也應該獲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優美一些，更詩意一些。”“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的，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的。”

汪曾祺所主張的“美”，是一種自由自在的生命美，又是一種與人為善、物我同春的和諧美。他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長大，珍愛自然界的一切生命。《草木魚蟲鳥獸》《昆蟲備忘錄》……每每讀起這些作品，讀者就會被其對自然生命的熱愛之情所折服。他寫人與自然的和諧，他也寫人與人、人與生命的和諧。在他的小說《異秉》《受戒》《歲寒三友》《故里三陳》《鑒賞家》《薛大娘》等作品中，他寫到眾多市井百姓平凡而又崇高的世俗生活。他采用散文化的筆觸、將普通百姓在困苦生活中求真、求善、求美、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展露無遺。人世生活中的美好與和諧一一呈現于筆端。他在書寫生活的同時，也在凈化、感動著讀者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