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盼拆遷

做了多年房東的張敏，也逐漸習慣適應了周圍都是重慶話的日子。如果說落葉歸根，那她的根便在后廠村。

時間往前推30年，剛滿20歲的張敏嫁來后廠村，當時村子周圍還有不少農田，幾里地都看不見一棟樓。張敏說，2000年前后，她家旁邊蓋起了個大的菜市場，從那時候起，村子里逐漸出現了外地口音的人，做生意的、打工的人也越來越多。去年和前年，她明顯感覺到村子里來的人要比以前更多了。張敏家的正屋還是老舊款式的綠色門窗，滿面門窗，透光好。最初，張敏家的一間側房月租價格是80元，租住的正是重慶人。

隨著物價上漲，房屋月租金也逐年上漲，從80元漲到了100元，后來又漲到了200元、300元、500元……為了能拿到更多的租金，前些年，他們家把院子里的空地也蓋成房子對外出租。原來寬敞的院子如今只剩下昏暗逼仄的走道，旁邊還擱置著租戶用來洗衣服的盆子和一些雜物，兩個人的清靜小院兒如今擠著八九個人，聊天聲、電視聲、吵鬧聲聲聲俱全，可謂十分熱鬧。“吵，特別吵。”雖然張敏的租戶都是住了好幾年的，平時關系也不錯，但有時候還是難忍抱怨。

對于這些紛至沓來的外鄉人，張敏的情緒很復雜。一方面，他們租她的房子，給張敏們帶來了額外收入，每個月兩千多的租金讓剛剛退休賦閑在家的她，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另一方面，他們擠壓了本地村民的生活空間，村子里人越來越多，環境的臟亂差也是有目共睹。張敏家門前的一戶人家，早在十幾年前就已拆遷，留下的空地總是塵土飛揚。春天到了，她拿柵欄圍起來種上了一些小蔥，綠色的小苗長得別有生機。“倒也不是為了吃，主要把這塊地占著就沒人亂停車。這村子里的車太多了，之前總有車停我們大門口擋著出入，你都不知道是誰停的。”她又拿起掃把掃了下門口的垃圾，嘴里念叨著天天掃也掃不干凈。

為了把周圍那些轎車和貨車“拒之門外”，不少村民絞盡腦汁。多數則是直接在自家門口寫上禁停、擺上路障。“沒辦法，別人一把車停這兒，我們出行都難呢。”

張敏很少關心租戶們的家長里短，村子里每年涌來的新面孔太多了，她看不過來，也幾乎都不去關心。只要租戶們每個月能按時交租，在院子里不甚吵鬧，安分干活做生意，不生事兒，她便十分知足。她也盼著拆遷，但她不明說，只會念叨。“誰知道啥時候能拆呢，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唄，看政策。”

難得清靜

老張頭盤著手頭的小葫蘆，慢悠悠地在村子里晃著。剛盤了還沒多久，葫蘆就掛瓷了，這讓他忍不住想顯擺。

同樣作為房東，老張頭出租的房屋并不算多，“我們就自己的這一個小院兒，哪能賺得了錢啊，和人家那些蓋二樓、三樓不能比。”老張頭說，村里之前經過兩次拆遷，現如今只剩下200多戶村民，幾乎是外來人口的十分之一，村民其中的大部分都會將房屋出租。有時租客更換頻率很高，房東們也會挑租客。“有一次一家子租房帶個一歲的小孩兒，哭了一整夜，弄得我整夜都沒睡。第二天我就說愛上哪兒住就去哪兒住吧，也不跟你要這一天的錢了。”老張頭說。

有新來的租客從事互聯網行業工作，老張頭不懂，也不在乎。他只知道不遠處，有一堆叫百度、滴滴的公司很是紅火，又是送餐又是開車的，不少人都奔著它們去。“大家都猴急猴急地忙，就數我老頭子最閑了。”他感慨罷，慢悠悠地走過一群談笑著的重慶人和鬧哄哄的重慶話。

村子的一角有一個工整的小院兒，竟沒有任何私搭出來的建筑。漆綠的大門上貼著通紅的對聯，尉遲恭和秦叔寶兩個門神身著鎧甲怒目而視，左上角還貼著“五好文明家庭”的小牌子。只見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將垃圾倒在了堆滿的小山上，還未等記者詢問就連連擺手說“不租房不租房”，又拎著桶逃也似的回去關上門，想是著急要把外邊的熱鬧和雜亂一并關上。

住的人多了，環境壓力就大，管理難度也就越高。在后廠村內，張貼的通知和標語里透露出村里的問題，“禁止亂扔垃圾、垃圾入桶”；“此路段禁止亂倒垃圾渣土、私搭亂建、私設廣告牌，請大家自覺維護環境秩序”；“現后廠村內衛生清潔人員人數不足，只能對主要街道進行清理。請大家將垃圾放入垃圾桶，嚴禁將帶火蜂窩煤放入，以免引起火災”；“小心煤氣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