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引發了“小區病”？

當前，城市小區中的“社會病”“經濟病”“生態病”及“精神病”并非獨立存在于某一小區，往往是多種病癥共同發酵，給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帶來巨大困擾。然而，城市小區的這些病癥是如何發生的呢？基于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及問題源流視角，本文對城市“小區病”的病理演變過程進行分析。

從單位制到街居制到社區制，“小區病”逐漸顯現

城市“小區病”的出現是特定政治環境和時代條件的產物。宏觀來看，城市“小區病”是伴隨著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制從單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區制的轉變而逐漸演化形成。

單位作為一種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特殊組織形式，具有政治、經濟和社會三位一體的功能。這一時期，城市單位住房具備了小區的基本屬性，因此，小區公共事務由單位進行管理，小區公共問題較少。

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單位制逐步解體，街居制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逐漸凸顯。街居制主要是通過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這兩個組織進行社會管理的體制。街道辦和居委會職能超載，而職權十分有限，面臨著人、財、物等資源及能力有限與管理區域較大之間的矛盾。此時，小區居民逐漸面臨較多的問題，“小區病”逐漸凸顯。

20世紀90年代，“社區建設”在我國城市中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社區建設包含了社區管理體制的改革，即從原來的單位制、街居制向社區制過渡。社區制背景下，小區治理的主體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治理主體包括業委會、物業公司、社區服務中心及居委會等。由于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及相互間力量的失衡，加之長期以來行政力量的主導作用尚未完全轉變，我國城市小區治理中，各個主體之間面臨著諸多矛盾，對于出現的小區公共問題不能有效地解決，最終形成“小區病”。

城市基層社會的一元化結構被打破

在城市的拉力與農村的推力的雙重力量下，國家開始逐步改革城鄉戶籍政策，一場“城市化運動”漸次拉開，也導致了城市基層社會結構的變遷。

戶籍政策改革之前，城市人口主要是以自然增長為主，城鄉人口遷移比較緩慢且可控，小區居民結構依然延續了傳統的一元市民結構，城市小區內很少出現糾紛、沖突之類的事件。隨著大量農村人口急劇向城市轉移，落戶小區，致使城市基層社會的一元化市民結構被打破。自此，城市小區的各種“小區病”開始顯現。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城鄉戶口一體化的推行，大量農村人口及其他流動人口不斷涌入城市，城市基層社會結構開始向“城鄉混合結構”轉變。這種結構難以與城市的要求相協調，由此前期累積的“淤塞”難題進一步激化，城市“小區病”集中爆發。

從熟悉到陌生的居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十分引人矚目，但是人們更多注意到的是物質形態和經濟形態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自身的城市化。然而，小區居民作為城市小區的核心主體，小區居民的問題是城市“小區病”發生的根本問題。

在城市化之前，城市空間上形成了以單位為主要職能的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共同構成的單位小區。小區居民大都源于同一單位，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居民之間既是同事也是鄰居，業緣、地緣關系的重合，再加上單位經常組織的集體活動，為居民之間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往創造了條件。

在城市化初期，隨著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涌入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居民之間由陌生到熟悉到相識的成本，甚至彼此都抱著提防心理，“遠親不如近鄰”似乎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城市小區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有著共同利益訴求卻又彼此陌生的“小社會”。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入高潮期，在城市小區落戶的農村人口作為一個群體已不容忽視。但是，由于新來居民的認知觀念、行為方式與原有居民之間存在分歧，造成了城市小區系統中要素之間的一定程度的失衡，致使多種小區病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