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的韓國人樸濟英，如今可以當之無愧地說，“我是老望京了”。在這塊被稱為“中國韓國城”的北京最大韓國人聚居區里，韓國人人數最多時超過5萬。

望京有閃著中韓字體的彩色霓虹燈箱、韓國企業云集的大廈、最正宗的韓餐館。在街上，人們已經很難從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

超市里，六神花露水和韓國空氣清新劑整齊地碼放在一個貨架上；芝麻葉和香菜這兩種基本不會在對方菜譜上出現的香料，也乖乖地躺在同一個冷藏柜里。

中心廣場上孩子在嬉鬧，年輕的韓國母親用不熟練的中文，和中國大爺大媽聊著天。

如今，這種平靜正在被打破，一些改變若隱若現。

在樂天超市望京店，一個工作日的午后，門前停著警車，超市里安保人員多了一倍，清空的貨柜上少有韓國品牌的食品，戴著“安全員”袖章的員工比顧客還多。

兩周前，一位剛畢業的韓國留學生，本打算在中國找工作，卻臨時改變計劃，改簽了第二天的航班，一刻不敢停留似地飛回了自己的國度。

這一切，都讓樸濟英擔憂：“中韓關系就像一壺水，燒了半個小時才能熱，碰到涼水又迅速涼下來了，不知何時才能再熱起來？”

平靜，不平靜

3月中旬開始，樸濟英發覺自己“享受”了一種“特殊待遇”。

他在山東某學校兼任外籍教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東。當他上完課乘坐高鐵返回北京時，收到問候短信“你安全離開了嗎？”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變成了“特殊保護的重點”。

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在他近九成都是中國人的朋友圈里，開始傳播一些他稱之為“非正常的視頻”，其中一些還帶著對韓國人的謾罵和暴力。

他擔任副會長的民間組織“中國韓國人會”也收到一些韓國人的咨詢，盡管擔心人身安全的還是少數。

直到這時，這位年過半百，中文標準的韓國人才開始擔心起來。

在北京留學14年的成英善，也接到了母親焦急的電話。

上一次令母親如此擔心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當時他被催促趕緊回國時，還奇怪地問為什么。母親說，“不是有地震嗎？”他有些哭笑不得，“很遠，比韓國都遠”。

“再遠還是一個國家里面發生的事。”母親還是放不下心。而這次，盡管嘴里說著“沒事，沒事”，但他并沒有讓母親信服。

而在兼職韓語教師的學校里，中國學生也焦急地向他詢問：“現在可以去韓國嗎？”

一位韓國朋友告訴成英善，“現在攔出租車，以前他們會問你是韓國人還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話就拒絕，但是現在換了，變成韓國人。他們不會不讓你坐，但會特別認真地講道理。”

一開始他覺得沒什么大不了。但令成英善感到尷尬的是，他的中國朋友看到相關的新聞，都會在第一時間轉發給他，有人還會問，“這是真的嗎？”

樸濟英認真看了下微信里的一些視頻。盡管他說，一看就是“找人演的”，“故意商業炒作的，”但他還是承認“老百姓看了，很容易激動”。

面對記者，他并不想談到太多關于這次的爭議。

“雖然目前在北京的韓國人沒有那么大的情緒，但是時間長了肯定會有壓力。”盡管樸濟英努力安慰著那些前來咨詢的韓國同胞，但還是隱約擔心。

神奇，不神奇

這場低氣壓源自3月上旬。

在中國經商多年，樸濟英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新聞，感受氣氛的變化。然而這次還是讓他感到不解。“中韓建交25周年來，頭一次碰到這樣的情況，真是有些尷尬”。

作為較早進入中國的留學生，樸濟英見證了中韓關系“熱”起來的過程。

1992年8月24日，中韓兩國正式建交。1994年，樸濟英來到北京。當時赴中國留學的韓國人并不多見，在北京的韓國人也比現在少得多。

樸濟英因為“中國文化最深的是哲學、歷史和中醫”，選擇進入北京中醫藥大學學習中醫學。

兩年后，他將妻子和兩個孩子從韓國接來，兩個孩子在北京長大，接受了中國學校的教育。“我的半輩子都在中國生活，比較旺盛的時期都在中國。”

那時的中國，在大多數韓國人眼中，是一個在歷史課本上“紅色”的“神秘國度”。

和樸濟英幾乎同時進入中國大門的，還有去北京大學攻讀歷史學學位的留學生具滋元。

當時，他們腳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綠地，沒什么高樓，只有機場高速公路。晚上8點，馬路上大巴都沒有了，當時沒有四環路，公交車也要換好幾趟，各方面設施都沒有，買東西也是到百貨公司。

具滋元驚訝地看見馬車和奔馳汽車一起奔跑在北京的大馬路上。他眼中的中國，有著兩個時代的重影——“19世紀和20世紀共存”。他感慨：“中國真是一個神奇的國家。”

在樸濟英的中醫專業，班上韓國留學生占外國留學生的絕大多數，30個外國留學生，26個是韓國人。

剛剛開放的年代，盡管學校規定中韓兩國學生不能互訪宿舍。然而還是有很多中國學生去韓國學生的宿舍，給成績趕不上中國學生的韓國人輔導功課。在當時，韓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給韓國學生補課1小時15元，對中國學生來說，是很大的經濟補貼。中國老師那時工資也不高，不到1000元。

隨著經濟的發展，2000年年初，當成英善來中國時，他成為4萬余名韓國留學生中的一員。當時正是中韓雙邊貿易增長最快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