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科研經費項目管理，促進成果轉化，讓科研人員能夠有獲得感。”這是2016年，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在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對科研人員的承諾。

一年來，國家出臺諸多新政策，給研究人員“松綁”，以激發他們的創新熱情。那么，身處其中的科研人員對此有何切身體會呢？近日，記者尋訪了多位科研人員。

不再做“神算”

“在科研經費管理方面，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您認為它對發揮法人單位作用、加強經費管理服務、擴大科研人員資金使用自主權等有何作用？”記者問。

“我終于不用像‘神仙’那樣一下把未來5年的出差經費都算出來。現在，我們的差旅只要不超過總經費的10％，報銷時就不用再加更多說明。”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力學所所長樊菁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舉例說，“就這一點，曾經把我們都煩死了。”

“做實驗時偶爾換個小零件之類，以前買回來后我們必須拍照，并說明用途附在發票后。我們的設備這種小零件很多，常常要更換。實驗往往需要趕時間，瑣碎事情卻經常消耗很多時間，現在減免了不少。”樊菁說。

樊菁認為，2016年國家出臺的諸多促進科技發展方面的政策，與2015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一起，對提高科研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和科研成果轉化均起到重要意義。

“這些政策針對性很強。如項目預算調劑自主權、勞務費分配管理自主權、結轉結余資金按規定使用自主權等，還有差旅會議管理權限，不簡單套用行政預算和財務管理方法。讓我們不再做‘神算’，比如提前標明未來我們會在哪里召開學術會議、實驗需要用多少螺絲釘之類的事情。”樊菁說，“打醬油的錢也可以買醋了。尤其是不再發愁研究生、項目聘用人員的助學金和勞務費從哪里支出。這些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過度行政管理對科研的約束。”

“松綁”有利交流

全國政協常委、中科院國家天文臺臺長嚴俊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有一段時間，科研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受到很大限制，參照公務員管理辦法，全盤照搬“八項規定”，影響了科研人員與國際同行的交流。

在這一情況反映到高層后，國家出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教學科研人員因公臨時出國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如今，學生出國學習交流都已沒有障礙。這樣的松綁政策有利于我國科研人員了解世界，也讓其他國家科研人員順暢地了解中國科學界。

全國政協委員、航天科技集團十一院研究員曲偉，在做科研的同時，參與了科研項目管理改革的很多調研活動。他認為，政府的確應將不該管的放開。例如，在項目管理方面，政府減化了流程，減少了檢查次數，改進了檢查方式，都是不錯的舉措。

至于政府建立的信息共享平臺，他感覺還有待完善，目前平臺的分級制度沒能體現，想找的信息、想做的事從效率上沒有得到很高的提升。

還應“守住底線”

在科研領域簡政放權方面，國家科研經費管理事項下放到研究機構的7項自主權是一個亮點，曲偉對此談了自己的看法。

在項目預算調整方面，他認為，10％～30％的自主調配權幅度已經很大了。因為報預算時已經過測算，在科研計劃周期內，不會、也不應該有太大變化。在結余資金自主支配方面，他認為，研究機構應有一定金額或比例的自由裁量權，但這一問題在科研活動中很少出現，因為結題時一般不會有太多經費結余。

曲偉表示，自主確定勞務費比例和差旅會議標準這兩項，都應在預算中考慮清楚。一般相差不大，除非惡意花錢。自主安排人員績效獎勵是非常有意義的決策。“能干的多拿，不能干的少拿”，理應在實際情況中體現。對于自主使用橫向經費，他認為，原則上橫向經費和成果轉化有很大關系，是科研活動得到社會承認度的體現，應該鼓勵。不過，科研成果的轉化雖然在高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但相關政策在國企、航天、航空企業中尚未落地。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高抒提醒，國家政策下放了諸多權力，但研究人員首先要守住底線，即科研經費不能化公為私。

同時，研究人員對經費的處置權，管理和財務人員要提供幫助，可以允許預算和決算有所不同，關鍵看是否合理。特別是經費使用要進行事后評估，總結經驗，使經費使用逐步調整到接近理想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