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幾乎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課以重稅的產品。我國于2005年加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之后，分別于2009年、2015年兩次提高了煙草稅，現在甲類卷煙在生產環節的稅率已提高至56%。但距離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70%的標準，還存在較大差距。”全國政協委員、天津達仁堂京萬紅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文偉告訴記者，控煙問題多年來一直都是醫衛界政協委員關注的熱點，今年他也計劃在全國兩會上就提高煙草稅的問題提交專門提案。

之所以提議繼續提高煙草稅，劉文偉表示，是因為根據國際經驗，提高煙草稅與煙草制品價格是短期內控制煙草消費的最有效措施。

“從促進公共衛生和公共健康的角度來看，對煙草制品征收消費稅，一方面可以直接促使煙草制品消費量的下降，從而減少因吸煙所致的各類疾病；另一方面煙草消費稅的稅收也可以被政府用來增加公共衛生和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支出。比如拿出部分稅收用來推動控煙項目如實施戒煙規劃，進行吸煙有害健康的廣告宣傳，以及開展與吸煙有關的癌癥治療研究等。”劉文偉介紹道。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驗研究數據表明，煙草價格每上升10%，發達國家的煙草消費量會下降4%，發展中國家則下降8%。因此，稅收和價格手段在世界各國的控煙政策運用中，已經被經驗性地公認為是最有效的單項控煙政策措施。比較之下，面對依然嚴峻的控煙形勢，劉文偉認為我國煙草稅的政策還不夠嚴苛，還應該進一步通過價格和稅收的杠桿作用來提高控煙力度。

“比如，設置卷煙的最低價格標準，將卷煙的最低價格限定為每包不低于10元，以此減少提高煙草稅的消費替代，并防范青少年在青春萌動期嘗試吸煙。”劉文偉建議。

“據了解，目前我國卷煙的市場加權平均零售價格為每包13元。但在全國的絕大多數市場尤其是低收入地區，吸煙者仍然能夠找到價格在3至5元左右的五類煙，這種極低價格卷煙的存在，削弱了煙草稅政策調整在控煙方面的有效性，加強了吸煙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替代效應，并且增加了青少年初始吸煙并染上煙癮的可能性。這種現象應該引起重視和反思。”據此，劉文偉認為，不管是借鑒國際經驗還是從我國“健康中國”戰略目標的建設來說，都應當加強對煙草消費稅專款專用的研究和制度設計。

具體來說，劉文偉建議在我國煙草稅制管理中引入指數管理機制，每年根據物價上漲指數和居民收入增長情況對煙草消費稅稅率實行動態調整，調整的標準是保證卷煙的支付能力不得高于上一年，以保證煙草稅政策在控煙方面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