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是最親密的人，也正是因為距離感的喪失，他們帶來的傷害會更加準確和深刻，會在無意中將已經患病的親人拖向更黑暗的深淵。

很多時候，樹洞中的病友在這條繩子的另一端。

何凝最先認識的是一個天津的病友，那是遙遠他鄉的另一個自己。情緒不好的時候，她們會互相安慰，彼此鼓勵，一起定下需要共同完成的目標，“至少做過了這些再去死”。

這個樹洞里的很多陌生人會因為彼此一句感同身受的話而互留微信、QQ，約定見面，慢慢從虛擬世界中的病友變成現實世界中的朋友，相互拉扯著跌跌撞撞往前走。他們是彼此在黑暗中的光亮。

“從絕大部分情況看，這種交流是正面的。”齊衡弈說，“如果是處于信息孤島狀態的患者，會產生許多誤解，在治療上走很多彎路。而這種網絡集聚最大的正面影響就是讓患者脫離信息孤島狀態，是一個很好的連接患者和社會的接口。”

回龍觀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李獻云認為，這種抑郁癥患者在網絡空間的聚集，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的痛苦在現實世界中不被傾聽。“如果給他一個傾訴的機會，對患者的病情就會有極大的幫助。”在這個意義上，樹洞承擔了一部分“垃圾桶”的功能。

2016年11月的一個晚上，何凝突然收到了一條微博賬號為“心理地圖PsyMap”發來的私信：“我們在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評論，你現在還好嗎，情緒狀態怎么樣？”隨后提供了北京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電話，以及一個問卷調查的邀請鏈接。

問卷調查的最后一句話是，“這個世界您意想不到的角落，都有人在關心您的感受和健康”。她詢問了幾個病友，對方也表示收到了同樣的信息。

信息的發送者就是中科院朱廷劭的研究團隊。這個長久在遠處注視著樹洞的群體，發出了柔和的光芒。

“如果你讓他去死，他有可能真的會死”

何凝不知道的是，那條短短不到200字的私信，是朱廷劭、李獻云、程綺瑾幾位專家反復修改了幾個月的結果。他們組織訪談、設計問卷，不斷地想要了解有自殺傾向的人群希望看到什么樣的內容。

最終，結合研究結果，他們決定私信的編寫應該先以表達關懷為主，語言要人性化，并且要把求助信息放進去。他們希望幫助這些人，而且更希望幫助他們“自助”。

朱廷劭根據判斷自殺意念的標準，包括一些負面文字等，利用計算機對這個樹洞微博下近6個月的約7萬條評論進行了初步篩選，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人工確認，最終確定了4222位具有自殺風險的微博用戶，向他們發出了私信。其中就包括何凝。

“目前的心理危機干預還停留在‘被動等待’的情況，比如干預熱線，必須等到對方打過去才能提供幫助，”朱廷劭說，“如果通過網絡數據的分析，能夠主動找到那些有自殺意念的人并提供幫助，這樣時效性就會比較高。”據他介紹，自殺高危人群中有將近60%的人期待這種針對心理危機的自助服務。

在采訪中，戴勝特別提醒到，“當一個抑郁癥患者跟你講一大堆透露著‘我想死’‘我不想再痛苦下去’之類的話，他在求救，請幫幫他。你的安慰可能不能使他改變想法或者好起來，但是如果你讓他去死，那么他有可能真的會死”。

幫助的前提，是了解。而對于抑郁癥患者來說，這是無比奢侈的。

醫生給江涵開了一種安眠藥和兩種抗抑郁藥，但是在吃藥的前兩周，她只能感受到副作用，而沒有任何藥效。她干嘔、手抖、渾身震顫、打哈欠。有一次在食堂跟室友吃飯，她的手抖得連筷子都拿不住，夾著的菜掉了，筷子也掉了，最后她的眼淚掉下來。旁邊的人看見了，這才意識到，她可能真的病了。

而她覺得，跟自己內心正在經歷的痛苦比起來，這些副作用簡直“不值一提”。而那種痛苦，“沒有經歷過的人可能永遠也不會理解”。

戴勝形容那種痛苦：“是將失戀的難過和苦澀再放大幾十倍乃至百倍；是將不幸失去家人的巨大悲痛放大幾倍；經歷過戰爭的人聽到槍聲，思緒被帶回在戰爭中最痛苦的時候。抑郁癥患者發病時，就像被帶回去體驗了一次又一次。”

現在，何凝已經不再奢望這種理解，只希望周圍的人“不要打擾，不要做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

她曾經看過一幅畫，一個抑郁癥患者躺在床上，有人說帶他出去走走，而另一個人陪他一起躺下了。“抑郁癥患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后者。如果想要幫助我，或許可以先嘗試理解我。”何凝說，“但是如果不是特別親的人，不打擾就好了，沒必要做到共情。這種東西有傳染性的，像感冒一樣。”

但他們在推開的同時，又極度渴求著這種“不可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