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闊制作的雞年年畫

張闊的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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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起失傳幾十年的手藝

純正的木版年畫，其實已經從北京人的生活中消失幾十年了，只是大家并不覺得，小一輩兒更是連這玩意兒是什么都不知道。據清乾隆、光緒年間的文獻記載，貼門神和喜慶年畫是北京年俗的主要特點。早年間北京過年時，大街上臨時搭建的畫棚里售賣年畫和紙馬（原為祭祀物品，后代指木版年畫）。楊柳青年畫因為受到宮廷的垂青，后來挺進北京市場，曾經盛行一時，被稱作“衛畫”。

北京的木版年畫自成一派，出名的手藝人最早有崇文門外的“順和王家”、東四北邊的“紙馬汪家”，都有數百年的歷史。而且汪家居住的街道叫“汪紙馬胡同”，后來改稱汪芝麻胡同。

此外，北京還出現過一種稱為“京百份”的年畫。它裝在一個紙袋子里，相當于一本畫冊，里面專門刻畫了五行八作的祖師爺像，供從業者膜拜，約有百余張。單張的也有，如“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真宰”等，現在連影像資料都已經難尋了。

張闊告訴我，北京的木版年畫不像其他地方的年畫鄉土氣息那么重，“畫面力求精細，更符合城市居民的審美特點，有的甚至用到金色，帶有皇家氣息。”這種獨特氣質是別的年畫不具備的。

到了上世紀50年代，老北京人過年貼年畫的習俗仍在，但是題材發生了變化，增加了表現生產勞動、新人新事新風貌的內容，給人以欣欣向榮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那時候，在大多數老百姓的心里，年畫就是年的象征，不貼年畫就不算過年。

張闊記得自己小時候過年，只見過春聯，沒見過年畫，他第一次聽說木版年畫，是在十幾歲和隔壁大爺學木工活的時候。從初中時他就對木匠活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天天纏著隔壁大爺教他怎么刨木板、做桌子椅子。大爺年輕時是個木匠，也做過年畫，閑聊時總提到以前幫著紙馬店做年畫木版的瑣事。張闊聽得津津有味，年畫就這樣在一個少年心里扎下了根兒，可真正發芽開花，卻是20多年后的事了。

那是2003年，人到中年的張闊早已經放下了曾經喜歡的木匠活兒，做了飯館老板，每天忙于生計。一次出門旅游時偶然看到外地的年畫，少年記憶忽然被觸動，聽到有人說，北京沒有年畫，他有點不平，站出來說：“北京怎么沒有年畫呀？”可是人家問，北京的年畫在哪兒呢？他無言以對。

張闊覺得似乎自己有了個心事，他去找以前教自己木匠活的鄰居師傅，師傅說：“人家說北京沒有年畫也對，因為已經幾十年沒有人做啦。”聽見這話，張闊說當時忽然有了一種醍醐灌頂之感，又像是禪宗里的頓悟，那一刻，他想：“沒人做我為什么不能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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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三年刻出第一塊版

從下決心做，到真正做出第一塊版，張闊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

張闊本來覺得這事兒不難，他自己有木匠活兒的底子，會雕刻，還練過多年的書法，可一上手才知道不容易，首先是年畫的圖像資料已經很難找到了。“那一陣子我沒事兒就往首圖、國圖跑，翻書找資料，后來還真讓我找著了，王樹村先生是研究年畫的專家，一生致力于保護年畫，我從他的書里找到了僅存的北京傳統的木版年畫圖樣。”

按照早年師傅做年畫的經驗，制作木版年畫分成四個步驟：找圖、印版、刻版、印制。設計好了年畫圖案這才是第一步，然后就是刨制木板準備印版。木材一般選擇梨木，“梨木堅硬且紋理細膩，纖維比較短，不會掉木絲。最好是長年的老木頭，木性穩定，就跟人一樣，沒脾氣了，就不會變形。”張闊把木板用刨子刨平，再用砂紙打磨干凈，把式樣反粘在木塊上，用墨線印版，然后就可以開始年畫制作的最關鍵一步——刻版。

張闊第一次刻版，就挑了線條繁復、胡須茂盛、衣帶飄逸的鐘馗，難度可想而知，他想挑戰一下自己的技術，他想的是：“如果這么復雜的鐘馗我都能刻得了，還有什么能難倒我呢？”前后刻了一個多月，終于完工了，他欣喜若狂，印的時候卻傻眼了，刻的太淺，根本印不上。于是返工，再返工，刻到第三版，才終于成了，這時候，已經是2006年了。

琢磨了這幾年，張闊覺得自己已經離不開年畫了，他做出了一個決定，把飯館交給別人去打理，寧肯少掙錢，他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恢復北京木版年畫這件事上。“說到底還是喜歡。我一直對書法繪畫、詩詞文學這些傳統文化特別感興趣，開飯館的時候，整天應酬喝酒，覺得說出來的詩都帶著魚香肉絲味兒。”他無奈地笑笑，遇上年畫，也算是生命中的緣分，讓他下決心換一個活法。

年畫如今作為商品已經少有人問津，做年畫不但掙不到錢還花費不少，刻版要用梨木，紙張要用熟宣。“雖說沒到傾家蕩產那個地步，也把多年積蓄花得差不多了，可是從沒后悔過，什么都擋不住一個喜歡。”張闊一心撲在年畫上，10年就這么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