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吃”的效率與其中的情感成分？當叫外賣越來越尋常，自己做飯是否會成為一種奢侈？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外賣在未來還將帶來更新的社會問題。

“我希望的生活是‘菜在鍋里，我在床上’，現在卻成了‘我們在床上，外賣在路上’。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苦笑。”芳菲說。

職業之變

凌晨1時，北京的氣溫已降至零下。送餐員小趙依然騎著摩托車、挎著紅色提箱，奔波在路上。

“晚上送餐雖然辛苦，但是不堵車，配送費用也高一些。”成為外賣騎手前，小趙四處輾轉打工。當了送餐員，收入還不錯，但這項工作對服務質量的要求特別高。“送餐時最怕把外賣弄灑了，或者耽誤了時間，這樣很可能遭到顧客差評。”小趙說，每次送完餐，他都會給顧客發條短信，提醒他們打個“五星好評”。

數據統計顯示，僅美團一家外賣平臺，目前在全國就有10萬名配送騎手，其中93%來自于異地，26歲以上騎手占80%，半數以上都已結婚生子。在北上廣深杭等城市工作的外賣騎手中，有九成每月會往家寄錢。其中北京和上海的騎手，每月寄回家的錢平均為3400元。在滿足自己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礎上，多數配送員還能有一定結余供養家庭。

從宏觀而言，外賣優化了社會的資源配置；而從微觀而言，它改變了個體的生活方式。在外賣的服務鏈條中，配送員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自10年間快遞配送井噴之后，外賣配送員也成了一個新興職業。有外媒稱，中國外賣送餐員象征著中國正在從一個專注于制造業的社會，轉型為一個受消費驅動的較富足的社會。送餐員也許不像他們的客戶那樣受益于中國的經濟崛起，但是他們在一個機會來去匆匆的國家確保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過，外賣騎手也充滿風險和挑戰。其中之一便是惡劣的天氣。每逢刮風下雨，訂單量激增，外賣小哥常常沐風櫛雨，為顧客送餐。因此，有不少好心的用戶呼吁，天氣不好少叫外賣。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送餐是騎手的工作。惡劣天氣配送費用更高，刻意不叫外賣反倒讓送餐員少掙了錢。每逢惡劣天氣，這樣的討論時常見諸網絡。

“我們不喜歡這樣的天氣，但是這樣的天氣來臨時我們肯定會送餐。一方面這是我們賺錢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是我們的職業精神。”有外賣騎手表示。

也有的外賣騎手說，下雨時，也會遇到很多令自己感動的顧客。有的會在較近的地方自提，有的打著傘在樓下等待。

“從對待外賣小哥的態度上，我們也可以審視自己的立場與觀點。”有網友說。

監管之難

盡管便利，但目前網絡外賣訂餐服務仍有不少隱患。中國消費者協會日前發布的體驗式調查報告顯示，網絡外賣訂餐存在七大問題，其中包括異物等不符合衛生安全要求的情況；無資質商家在平臺線上登記，在線下無證經營；部分平臺未設訂單取消選項；平臺商家不主動提供正規發票等。

今年以來，全國多地對網絡訂餐平臺開展巡查和專項整治。10月1日實施的《網絡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查處辦法》，與新食品安全法呼應，對網絡食品交易各方法律責任和義務進行了嚴格規定。

盡管如此，在新規之下，一些商家仍然以花樣翻新的造假伎倆逃避監管。據媒體報道，有的商家以店鋪實景圖片代替證照，有的以模糊證件蒙蔽消費者，有的許可證過期仍然照常營業。而此前曾多次被查處的實際地址與公示地址不相符的“幽靈餐館”、超范圍經營等問題依然存在。

外賣為何難管？事實上，網絡訂餐平臺對商家并非沒有治理能力，技術上也可以實現。但一些仍處于跑馬圈地狀態的訂餐平臺治理意愿不高，不愿付出較高成本進行資質審核和管理。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認為，外賣這種新業態，在發展初期確實存在一定的監管難度。小小一盒外賣，涉及工信、食藥、衛生、工商、質監、商務等若干個監管部門，“業態邊界不清造成監管邊界不清，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監管效能。在目前法律法規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各監管部門應建立協調機制，協同政策目標，關鍵是創新監管方式。

業內人士指出，從準入到送餐，外賣行業應該有一套完整的質量體系和行業標準。而對網絡訂餐平臺的監管，應該收緊審核關口，從源頭端過濾黑店。而這些工作有待相關部門聯合發力，更有待于網絡訂餐平臺和線下餐飲企業忠實履行安全責任和法律義務。記者 劉 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