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就是弗雷德里克·雷頓于1895年完成的著名油畫《燃燒的六月》，后來，這幅畫被放進了位于波多黎各的蓬塞藝術博物館里，最近幾周，《燃燒的六月》在雷頓故居展覽，這是這幅畫罕有的離館外展。雷頓故居位于倫敦市荷蘭公園，雷頓生命的最后30年都在這里生活和創作。這幅畫現在究竟值多少錢，沒人說得準，也可能是沒有人真正清楚它的價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幅畫作的價格是一個天文數字。

正如任何一個廣為傳頌的故事一樣，《燃燒的六月》在被雪藏60年之后又被重新發掘的故事也籠罩了一層童話色彩。這幅畫就像是一位高貴的公主偽裝在骯臟的破衣衫中，而洛伊德·韋伯就是那位王子，他發現了這位美麗的公主。但是，他并不是那個時期唯一一位拯救多年以來備受輕視畫作的“英勇騎士”。羅伯·狄金斯（Rob Dickins）——后來英國華納音樂的總裁——是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常常關注拍賣，希望能從中發掘一些被埋葬在垃圾堆中的好作品。還有一位業余收藏家是藝術評論家理查德·多蒙特（Richard Dorment），也是英國國家肖像美術館的館長。

除此外還有些女性，比如商人Charlotte Frank和作家Lavinia Handley-Read，這個熱情的小圈子相信藝術應使人愉悅，盡管其他每個人包括韋伯的祖母都在輕蔑地嘲弄這種藝術。在那個時期，持續收藏盧克·菲爾德斯（Luke Fildes）的《鄉村婚禮（The Village Wedding）》和威廉·鮑威爾·弗里思（William Powell Frith）的《Ramsgate Sands》等作品，似乎是在承認自己喜歡低俗的藝術。然而，當其他人還處于現代主義的束縛下時，這些維多利亞畫作的收藏者們卻更喜歡皮卡迪利大街畫廊戈弗雷·皮爾金頓（Godfrey Pilkington）的描述：“維多利亞畫作與古典審美并不是完全沒有聯系。”

從11月22日起，你就能在吉爾福德附近的瓦茲畫廊里欣賞到這些作品。就像雷頓故居一樣，這間畫廊是以一位維多利亞時期畫家的工作室為基礎建成的公共博物館，這位畫家就是極具代表性的畫家喬治·弗雷德里克·瓦茲（GF Watts）。此次畫展命名為《未講述的故事》（Untold Stories），畫展中還將展覽畫廊資助者和捐贈者的私人珍藏畫作，供同樣熱衷于維多利亞時期畫作的人們欣賞。此次陳列的畫作都是直到現在都沒能獲得應有地位的作品。因此，你或許不能發掘另一幅被埋藏在這里的《燃燒的六月》，但你會發看到一些古典主義肖像畫，還有沃爾特·克蘭、雕刻家阿弗雷德·吉爾伯特（Alfred Gilbert）以及拉斐爾前派畫家威廉姆·沃特豪斯（William Waterhouse）的作品。

Untol畫展上每一幅展出的作品旁都有一張小卡片，描述著收藏者與畫作之間的故事，以及他們對這幅畫作的描述。盡管如此，狄更斯還是難以描述他第一眼見到托馬斯·庫珀·戈奇的《It Is an Ancient Mariner》時，那發自肺腑的震撼。其實，狄更斯最初是去索斯比拍賣行看畫展的，結果他一下子就被那幅畫中老水手凝視的雙眼和伸出的手指所吸引：“當時我就入迷了，簡直無法移開雙眼。”最關鍵的是，那還是個打著畫展名義的人際交流會。盡管如此，狄更斯還是得到了那幅畫，掛在了自家的墻上，每天欣賞。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名學生的他必須要牢記柯勒律治《古舟子詠》（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看到那幅畫的時候，我仿佛回到了50年前，那些詩句正迎面向我飛來。”

如果狄更斯是為了錢而收藏畫作，他可能已經將戈奇的這幅畫轉手了。一方面，這幅畫是戈奇生命快到盡頭時所作。另一方面，這幅畫異于紐林畫派其他畫家的作品，戈奇的畫作慣用的是金色和赤褐色，他也以此為傲，而這幅水手肖像畫里全是藍色和灰色。戈奇通常畫的都是性感的女性肖像，這幅畫一反常態，畫中的水手就像古樹一樣粗糙。

畫展中的其他作品也處于同樣的狀態，畫家們拒絕被某位畫家既定的模式束縛住。威廉·霍爾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基本沒離開過內陸，但他的代表作卻是關于海洋的畫作，而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作品《The Hotel Room》中，旅館的房間里卻沒有人。

當然，業余收藏家最初接觸到維多利亞時代畫作也是因為其價格相對便宜。在20世紀60年代，如果你想收藏后印象主義作品，你將會陷入一生的失望中，因為所有的好作品都非常昂貴。相反，一些早期畫家的畫作卻被埋藏在舊貨商店和博物館的儲藏室中。而當它們重見天日時，也不能放在大都市的陳列館中，只能放在一些小地方：靠在波多貝羅大街的小陳列室里，或者被嵌在郊區房屋的沙發或搖擺木馬上。“其實，只要你善于發現，你就能找到最好的畫作。”多蒙特回憶說，他向商人收藏家Frank致敬，認為他“收藏維多利亞時期畫作不僅僅是因為金錢，而是想告訴我們一些還沒考慮到的東西。”

《未講述的故事》畫展的每一位捐贈者都有一個第一眼就深深愛上這些畫作的故事。20世紀60年代后期，狄更斯正忙于自己的音樂產業，而卡爾納比街潮流激起了他的興趣。那是佩珀軍士時代，國王路上的the Granny Takes a Trip精品店正生意爆棚（那時很多年輕人的祖母都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年輕男子們重新改造軍裝，而他們的女朋友白天穿的正是維多利亞時期的睡衣。“我很好奇這幅景象的起源，”狄更斯回憶說，“我想跟隨他們尋找源頭。”

推動多蒙特關注維多利亞時代畫作的故事更具傳奇色彩。20世紀60年代，他正是一名研究生，打算選擇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作為博士學位的研究方向，卻被警告這樣會導致他的事業被扼殺在搖籃里。盡管如此，他仍然選擇了默默耕耘——研究伯恩·瓊斯的壁畫。但是，只有當他重新回到倫敦的時候，他才找到了他的“部落”——維多利亞協會，成立于1958年，致力于保護英國過去建造的建筑物。那個時候，將周末花費在探尋鐵路工人的村莊和市中心的哥德復興式教堂不再是異于常人的事情。

維多利亞時代的畫作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回到大眾的視野，不過，從1984年泰特美術館（Tate）舉辦了拉斐爾前派畫展開始，重新欣賞維多利亞時代畫作的想法逐漸萌芽。當然，如果你仔細看《未講述的故事》畫展的作品，你會發現它們中不只有描繪感傷故事的畫作，畫作里還有蜷縮在角落里的街邊小孩和妓女，等待救援的少女等等。畫作還有很多其它的主題，你會發現有些畫作很全面地考慮了它所要描繪的背景環境。比如，Thomas Diksee的《奧菲莉婭》（Ophelia）就是一幅令人崇拜的重塑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藝術的作品，難怪狄更斯夜夜欣賞畫作，揣摩作畫技巧，揣摩畫家如何畫出如此驚心動魄的頭發，著色也如此出眾。再來說說沃爾特·克蘭1881年所作的《黛安娜》，一幅非常美麗的畫作，不給大眾上思想品德課，不講故事，也不關于文學。但維多利亞時期的畫作仍然被認為是這樣的（給大眾上思想品德課，講故事，或者關于文學），這真的很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