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不能只盯著工資

著眼于社保費率與其他制度成本，從而促進企業綜合成本的降低

工資快速增長，有利于改善民生。但是，企業的呼聲同樣值得關注。

統計數據顯示，勞動報酬占國民總收入GNI的比重從2008年的48.5%上升到2013年的51.1%。2005年至2013年，制造業用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在5.5%—6.8%區間內小幅波動，近兩年呈上升之勢。企業的感受更直接。杭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算賬：2013年，用工成本占企業總成本的5.8%，2014年漲到7.12%，2015年進一步漲到9.17%。許多企業抱怨“再這么一個勁兒地漲工資，企業真的受不了”。

勞動力成本上升明顯，該如何看待？

“勞動力成本上升，有合理因素。”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認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缺乏資金、技術，優勢主要是勞動力價格低。在企業成本構成中，勞動力成本占比不高、增長緩慢。在經濟總量中，勞動收入的占比也一直比較低。但是，不能把這種狀況看作是正常的并會一直持續。近年來，不論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增量還是新增勞動力總量，都在逐年減少。供求關系的變化，必然會推動工資上漲，許多企業已發現“不漲工資，招不來人”。勞動收入偏低，也是造成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低迷的重要原因。新常態下轉變發展方式，再不能走依賴甚至壓低勞動力成本謀求增長的路子。

“目前的勞動力成本占比，未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宋曉梧說。勞動報酬占GNI的比重近幾年上升明顯，超過50%，乍一看漲得不慢。事實上，這一比重在2000年為53%，1994年為54.6%，并不是一些企業及專家所說的“直線上升”。他分析，漲工資對企業總成本有影響，但程度有限。

那么，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還能不能降？又該怎么降？

最近發布的國務院《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提出，“堅持促增收與降成本相結合。有效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等勞動用工成本和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成本，助力各類市場主體輕裝上陣。”蘇海南說，“目標和路徑已經很明確，給企業的用工成本減負，不能盯著工資，而是應著眼于社保費率與其他制度成本，從而促進企業綜合成本的降低。”

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說，“公司社保繳納費率超過30%，其中養老保險19%、醫療保險8%，還有工傷、生育、失業保險。再加上住房公積金，企業五險一金繳費費率超過35%。公司和個人加在一起，五險一金的繳費費率超過50%。這還是國家下調社保費率后的狀況。給員工漲點工資，就要多繳納一大筆社保費。”

蘇海南表示，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不斷改善人民生活，這一點不能動搖。給企業減負，不是要降工資或者不漲工資。企業和員工在財富分配上不是絕對對立的，眼下關鍵是一要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二要采取措施降低那些附著在工資上的其他用工成本，比如進一步下調社保費率、合理確定社保繳費基數，同時通過減免稅費、降低融資物流成本等措施減輕企業負擔，讓企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基礎上有更多空間給勞動者漲工資，形成良性循環、勞資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