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所謂地方政府的“財權”，是沿用早期的說法，現在官方文件中，“財權”這個字眼已經改為“支出責任”。支出責任與財權是有區別的。財權包括獲得財力和支配財力的權力，作為一項權力，它更為主動、擴張而且具有選擇性。但支出責任則限于支出，作為一種責任，它相對被動，選擇性更小，是一種必須盡到的義務而不是可以取舍的權力。

現在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不匹配，事權太多而財權太小。由此建議調整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與財權關系，尤其是增加地方財權而壓縮地方事權。這樣的觀點不能說不對，但是至少沒有抓住核心問題。

在事權方面，地方政府確實存在事權過大的問題，合理地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將一部分更應該由中央政府承擔的事收歸中央是正確的。但是，在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事權之前，更應該合理劃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弄清楚政府到底應該有什么事權，不應該有什么事權。只有先與市場劃分清楚了，才能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進行劃分。

在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劃分上，目前仍然突出的問題是，一些本來應該由市場去做的事，政府卻大包大攬地做了。

一方面，人們抱怨地方政府承擔了過多的事權，導致財力不足。可是，政府承擔的不少事本來應該是市場的事。比如說，近些年各地大干快上搞文化產業。政府投資文化產業，大建文化古城等，動輒數十億元，卻收不回投資。政府應該做好公共文化服務，不應該親自去做文化產業。政府越位去做的事情，就是市場的事權。如果不能真正劃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那么，即使地方政府的一些事權被中央收回，地方政府仍然會繼續給自己擴大事權。

地方政府熱衷擴張事權體現權力擴張的特性，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由上級部門考核下級部門的以GDP為主的政績的做法，誘導和加劇了地方政府事權擴張的態勢。

在地方政府的財力或者說財權方面，同樣問題多多。目前分稅制下，中央獲得了更多份額的稅收。表面看來，國家的財力遠遠高于地方。但是，通過轉移支付，很多錢仍然重新回到了地方。地方政府的固有收入，加上中央的轉移支付，財力并不小。但地方政府對財力的使用，仍然存在較為嚴重的低效和浪費現象。來自中央的轉移支付，數額非常巨大，但是不少專項轉移支付效率很差，被套取、冒用、挪用、濫用是常見現象；地方政府的自主收入，也往往使用無方，比如用于補貼虧損的國有企業、投資過剩產業等。

地方政府之所以在財力運用上大手大腳，關鍵是監督不力。地方財政支出，仍然缺少信息公開，導致來自公眾的監督制約相當困難。如果不能約束地方政府的支出之手，不能讓地方政府的支出更加公開、透明、科學、規范、可監督、可問責，那么可以想見，無論給多少錢，都不夠滿足地方政府支出的胃口，也不足以落實好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

所以，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財權固然應該得到更科學合理的劃分，但更關鍵的是，還要對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形成科學合理的監督制約機制，由此落實和強化地方的支出責任。首先要合理劃分政府與市場的權力邊界，約束地方政府事權擴張的沖動；其次，將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權力更多地交給地方人民，讓地方政府真正為當地人民做事，而不是為了給上級表現政績；再次，實行陽光財政、民主財政，讓地方政權的財政支出受到地方公眾的監督制約，讓地方政府的財力真正為地方利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