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建設的根本在于一流的大學生:只有培養一流的大學生，才有日后一流的科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只有培養學生用英語汲取專業信息的閱讀能力和交流科研成果的寫作能力，才有可能培養一流大學生

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中，又添了一位日本科學家。算起來，日本自1949年來已有25位本土科學家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進入本世紀，以平均每年一位迅速增長。媒體都從科研經費投入、創新思維培養、學術氛圍自由等不同角度來分析中國和日本的差距。但是鮮有從日本科學家的英語能力和培養他們英語能力的日本外語教學方面來闡述。

日本：從“學習英語”轉向“用英語學習”

日本高校外語教學一直致力于培養大學生學術英語能力。以培養日本諾貝爾獎最多的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為例：東京大學面向非英語專業的大學英語學分只有8個學分，主要開設學術英語閱讀、學術英語寫作和學術英語陳述，到了大二還特別開設針對理工科學生的ALESS課程(Active Learning of Eng１ish for Science Students)，要求學生結成小組，根據自己專業進行一項科學研究，在此基礎上使用英語撰寫論文，并用英語在班上向老師同學宣讀，最后的成果還會發表在校內的學術雜志上；京都大學的大學英語學分僅為7個，其中6個主要開設學術英語寫作和學術英語閱讀，前者包括學術規范和正確引用文獻進行寫作的技能，后者培養文獻閱讀能力，這些文獻大多是和學科專業相關的科普類原著和文章，除了6個學分的必修課，高年級還開設1個學分的科技英語，如醫學英語、地球英語、數理英語、化學英語等，這些課程主要進行專業文獻閱讀和期刊論文寫作訓練，各院系還開設專業英語課程。

2001年日本提出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日本外語界隨即開展了一系列英語教學改革，于2003年發布了　《培養能使用英語的日本人的戰略構想》，要求高校大學生從“學習英語”轉向“用英語學習”。學術英語和科技英語更成了日本高校大學英語教學的主要內容。如日本私立早稻田大學除了向一、二年級學生開設學術英語講座”“學術英語交流”和“學術英語閱讀”等課程，還堅持開設兩個學期的“科技寫作”。還有一門“技術陳述”，這是一門培養學生口頭陳述他們科研發現和成果的能力的課程，學習制作PPT技術，提問和回答技能，以及主持會議、參加討論的技能等。

中國：大學英語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

對照之下，我國高校的大學英語學分雖然不少　(平均12個學分)，但課程除了幫助學生通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的通用英語，就是諸如英美文學、英美詩歌、英美概況和中國文化等通識英語。為什么中日大學英語課程有如此差異？主要是理念不同。在日本高校來看，大學英語就是一門工具，主要用來汲取學科專業信息，交流科研成果；在中國，按照最新　《大學英語教學指南》，大學英語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除了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主要培養他們人文素質修養。這就決定了教學定位不同。前者是為學生用英語從事當下的專業學習和研究服務的，后者則是幫助學生應對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和提高跨文化修養的；前者是為滿足國家對外語的戰略需求和專業學科發展的需求，要求大學生達到能夠進行專業學習和研究的13000個詞匯的英語能力，后者則是為了“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需求”，僅要求所有大學生達到詞匯量僅為4500個的四級考試語言要求。中國的大學英語教材是全國統編的，強調內容的“趣味性”，堅持“教材要選久經考驗、百讀不厭的范文”，課文作者最好是名家大家。日本高校的大學英語教材各專業不一樣，強調學術性和信息性，多數是來自學術專著和期刊論文。日本大學生的英語可能說得沒有中國大學生漂亮，但他們用來學習專業的讀寫能力大大超過中國學生。2010年諾貝　爾化學獎獲得者是兩個日本人，其中北海道大學鈴木章是土生土長的日本培養的科學家，他英語說得不好，但他有很強的科技英語讀寫能力。筆者由于研究關系，多次去日本參加外語教學研討會，給我留下兩個深刻印象。一是日本高校的專業教師，如物理和生物等科學家的辦公室書架上，基本上都是英語著作和英語期刊，很少是日語的；二是他們雖然不搞外語教學，但都熱衷于參加我們外語教學研討會，甚至主持小組討論，探究如何提高英語教學。

建設“雙一流”須調整大學外語教育政策

2015年國務院印發了　《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2015年又是我國老一輩外語教學專家許國璋誕辰100周年，2015年教育部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對外公布了　《大學英語教學指南》。這三者有什么關系？“雙一流”建設的根本在于一流的大學生：只有培養一流的大學生，才有日后一流的科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只有培養學生用英語汲取專業信息的閱讀能力和交流科研成果的寫作能力，才有可能培養一流大學生。許國璋先生稱贊日本“始終以外語作為汲取現代科學文化的工具”,“在科技經濟發展上做出了世人矚目　的成績”。他批評我國“大學的公共外語,效果很不理想”，“忽略了以外語為工具汲取現代科學文化知識”，他認為,“外語教學的方針，是涉及國家民族利益的大事”。為此，他在1978年提出“未來五年內”，要培養“能讀懂專業外語書刊”“能夠使用外語作為研究與國際交流工具”的大學生。現在到了考驗《大學英語教學指南》　時候了：是否要調整？

作者：上海高校大學英語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學術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　蔡基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