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劃定邊界

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肯定要堅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和經濟理性也要得到尊重，那么如何認識和面對兩者之間的沖突呢？這實際上涉及一個核心問題，即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的界限問題，也就是說，要弄清楚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在哪些領域起作用，哪些領域是不能由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主導的。這就需要我們對市場觀念的邏輯前提、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的作用域進行界定，使其在應有的范圍內起作用，而不能任由“經濟學帝國主義”泛濫，任由經濟理性泛濫。

利己主義的“經濟人”是以斯密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前提和出發點。斯密肯定了休謨的觀點，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性，并通過邏輯推演使利己主義合理化，并在此基礎上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和道德規范。他認為利己的本性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這種追求自身經濟利益、表現人的利己本性的經濟活動的主體就是“經濟人”。他認為每個個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利己動機出發來追逐個人利益并獲得滿足時，社會的利益也在增加。換句話說，他認為，每一個社會成員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時，在自然規律的約束下，人人都會對公共利益作出最大貢獻，而政府僅僅是守夜人而已。

當然，自由市場所導致的問題，早已是顯而易見的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的本質是一定的社會關系，而資本關系中的當事人都只是資本關系的人格化。因此，在資本關系所及之地，市場觀念都在起作用，但是市場作為一種機制，其影響不僅僅局限在經濟和生產領域，它最終越出了這個邊界，作用到了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當然，其結果也是馬克思所早就指出的，原先“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也被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被物與物的關系所中介，而這個中介物就是“金錢”，“社會人”都被塑造成為了利己主義的“經濟人”。也正因為如此，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就強調“道德人”概念，從而主張對市場道德進行規制。

經濟理性在歷史上是與市場經濟同體發展的，它始于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此邏輯下，道德的因素和倫理的價值就被以理性的名義消解和驅逐，人們的活動就不再是一個善惡的問題，而是一個計算和預算的經濟問題，經濟科學就成了人們行為的依據和準則。但是，經濟理性本身有著非理性的一面，經濟理性本身也存在著本體論和存在論上的界限，這種非理性使它向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擴張，一旦超出這個界限，經濟理性就成為它的對立面，就變為偽理性。

西方著名馬克思主義者高茲就指出，不是所有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領域都可以由經濟理性來主導，否則就要出問題。他認為，警察、消防員，他們不是在為獲利“工作”而是在承擔一種責任。醫生和教師等職業也具有相似的特征，醫生的工作是在履行責任和義務，這樣一種義務和責任以及個體對個體的關系是不能夠或者不應該被經濟理性化的。一旦這些活動被經濟理性控制，醫生就被標準化、病人也被標準化了，醫生不是在為病人提供服務而只是在例行公事，醫患關系就變成了純粹的技術關系和金錢關系。應該說，醫生醫治病人、教師教育學生，當然是為了謀生，但是醫生和教師在工作中對他人的付出并不是一種金錢關系，“治病救人”“教書育人”是他們的天職。因此，不是所有活動、所有領域、所有主體之間都適用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我們必須明確市場起決定作用的領域，那些與愛、親情、責任、義務、公益等相關的領域都不能用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來主導。

讓座之困的解決之道

基于上面的分析，對于不斷發生的公交車上該不該讓座的爭議，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限定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的作用范圍，厘清乘客與公交公司、乘客與乘客之間的主體關系，從而找準適用的道德準則。乘客與公交公司之間，除了社會公益之外，一般意義上是一種市場活動關系，因此，更多地適用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而乘客之間不是一種市場關系，不應該被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所主導。因此，不能根據市場經濟的原則得出不讓座的結論。乘客主體之間的讓座行為的倫理道德依據仍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就像討論大學生在學校食堂用餐之后該不該自行送餐盤一樣，從學生與后勤社會化之后的食堂商家的關系而言，根據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原則，學生完全可以不送或者有償送餐盤，但是，從就餐的主體之間的關系來說，送餐盤則是美德。因此，筆者曾明確建議本人所在的高校，在宣傳送餐盤時把口號“我是南師人，我為自己送餐盤”改為“我是南師人，我為同學送餐盤”。這一轉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注重制度建設、道德引領和宣傳引導。在明確公交車乘客主體之間不適用市場觀念和經濟理性原則，而要遵從傳統的尊老愛幼、助人為樂的道德法則的前提下，制定明確合理的包含讓座的具體操作性規則在內的公交乘車守則。對“愛心專座”以及“愛心專座”之外的座位的使用權和讓座的優先次序以及相關原則和操作性規則，在社會層面進行宣傳、落實，做好道德引領工作。

小小的公交讓座之困，實際與當代中國諸多重大問題有著共同的根源，并且有著共同的解決之道，這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2BKS056、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2012ZDIXM003成果，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研究中心、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