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多少樓臺煙雨中——滿文滿語那些事

談到館藏檔案，吳元豐說：“清，是中國留下檔案最多的朝代。明朝檔案3000多件，唐朝才幾百件，而清朝光是滿文檔案就有200多萬件。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里，滿文的文獻量也是最大的，它記載著一個王朝，而這個王朝奠定了中華民族現在的版圖，很多行政區劃的沿革，與鄰國邊界的劃分，都是用這種文字記載的。而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也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整理，就是給每份檔案一個編號——一個身份證。”

實際上，在漫長的人類文字歷史上，滿文，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生命，它誕生于1599年——明朝萬歷年間，努爾哈赤麾下的二位儒臣噶蓋、額爾德尼以回鶻式蒙古字母拼寫女真語制成滿文，稱老滿文或無圈點滿文，以其記載的后金歷史檔案稱“滿文老檔”。 到1632年，清太宗皇太極指令滿族文字學家達海對老滿文進行改進，達海遂在老滿文字母的左右酌增圈點，以區別原來不能區分的音節字母，史稱有圈點滿文或新滿文。滿族入關后，定滿文為國文，滿語叫國語，與漢文并行，作為國家的官方語言文字。

然而，吳元豐告訴我，滿文滿語的危機早在“康乾盛世”時就已經發生了。“實際上從滿族入關，這種語言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畢竟滿族人口太少，他不可能不與中原這個擁有幾千年積淀的漢文化發生融合，并且被其同化。所以無論朝廷怎么強調，到乾隆時期，已經有包括沈陽、北京，以及南方的一些滿族人不會說滿語了。1949年的調查顯示，僅剩北京為數不多的滿族或蒙古族讀書人，以及東北黑龍江富裕縣的三家子、黑河的五家子的一些老人還會講滿語。”

1979年，剛剛工作不久的吳元豐，曾經跟隨滿學大家金啟宗先生走訪過三家子，那是他第一次跟真正的滿族人交談，當時感覺跟那里70多歲的老人聊得比較順暢。2009年，他再次到訪三家子時，當年的老人幾乎均已過世，當地滿語情況比起1979年時落差特別大，甚至很多語序都發生了明顯的漢化。

2006年，吳元豐走訪黑河五家子。當地干部據說跑遍全村找來兩個70多歲能說滿語的老人，吳老師進去時兩個老太太正坐在屋子里的沙發上用滿語說話：“讓咱們說話，咱們倆說的這種話現在誰還懂啊？跟他們說干嘛，沒人能聽懂！”吳元豐聞聽，立即趨步向前用滿語道：“我能聽明白，請你們繼續說吧。” 邊說著邊給她們行了一個滿族的請安大禮。兩個老太太幾乎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給驚呆了，趕忙起身向吳元豐回禮。然后三個人開始用滿語聊天，吳元豐才知道她倆原本還不是一個村的，老伴都是漢族，平時除她們兩人外，已經碰不到其他說滿語的人了……

提及這些，提及滿文滿語的現狀，吳元豐總有無限的感慨：“當年，幸虧有周總理的關懷，否則這個語種或者已經在中國失傳了！”1955年周恩來采納溥杰等人的建議，指示中科院語言及歷史研究所主辦了中國第一個滿文學習班，由溥儀的舅父滿族宿儒克敬之老先生任教。由于老先生當時年事已高，出于健康考慮教室就設在他家里。很多學生因此覺得不正規，紛紛離開，到畢業時就只剩下4個人，最后只有兩個人從事滿文工作。

克老先生去世后，因師資問題，滿文班無法再辦。上世紀60年代初，搞社會調查時，才發現新疆的錫伯族會說滿語，于是，國家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學院，從新疆調過來3個錫伯族老師，辦了一個21人的滿文班。但是4年后這個班畢業時正趕上“文革”，學生們大都沒能留在北京從事專業工作。

再往后就是1975年吳元豐他們這個班。辦班起因據說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游故宮的時候看到那些滿文匾額就問周總理，這種文字，現在中國有沒有人研究，總理當時很肯定的回答說有。再加上當時正在跟蘇聯談判，很多相關歷史檔案都是滿文的，周總理就抓住這個機會給毛主席說辦了這個班。1978年吳元豐們畢業，剛好趕上改革開放，所有人都留下來從事滿文檔案工作，后來這些人就成了中國滿文檔案、滿文古籍、滿學、清史研究方面的主力……

“不過，我現在反思這件事，覺得培養人才光靠檔案館這種部門努力是不夠的，必須要從國家的層面上予以重視，選擇合適的大學，增設‘滿文檔案’專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領域對人才的需求。”吳元豐如是說。

4. 殷殷錫伯情——走不出的遙遠家園

作為研究館員、滿文大家的吳元豐，是一位嚴謹而認真的學者；而生活中的吳老師，則是一位樂觀、隨和，喜歡唱歌和玩耍的性情中人。由于工作關系，也因為鄉情的牽系，吳元豐每年都有2—3次回到家鄉——位于新疆伊犁河谷盆地中部的察布查爾。那是我國唯一的錫伯自治縣，居住著大約兩萬名會說清朝“官話”的錫伯族人，那里是他永遠的家。

吳老師的妻子，是與他同族、同鄉、同學、同事的郭美蘭女士，數十載朝夕相伴，正可謂伉儷情深。每逢節假日，吳老師必攜妻前往異地游覽，而且大都是自己充任司機一角。每當朋友們半開玩笑著夸贊他的專情與浪漫，吳老師就不失詼諧地答曰：“此乃本民族優良傳統?！?/p>

向吳老師請教這一“傳統”的出處，聽到了下面這個悲壯而又溫馨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間開始，新疆陸續爆發了準噶爾部之亂和大小和卓之亂，歷經康雍乾三朝才徹底平定。1762年，清政府在惠遠（今霍城縣境內）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簡稱“伊犁將軍”）統轄天山南北。但是，首任伊犁將軍明瑞明顯感覺到了駐防官兵的不敷調用，于是給皇帝上奏折，請調盛京（今沈陽）錫伯族官兵，乾隆恩準。

于是，1020名20-40歲的錫伯族官兵，連同3275名眷屬，很快分兩批前往新疆：第二批官兵啟程的前一天——農歷四月十八日，正趕上錫伯族的“杜音拜專扎坤”，一個親朋好友團聚的傳統節日。如今，這一天已成為他們每年最重要的節日—— “西遷節”。

乾隆皇帝原本給了錫伯族軍隊大約兩年的行軍期限，而他們靠騎馬、坐牛車，只用了一年零四個月就到達了。當伊犁將軍派兵前來接應時，錫伯軍隊早已斷了口糧，靠挖野菜、啃樹皮充饑。由于缺乏布匹，新生的嬰兒全部是用路邊的干草裹著來到伊犁的！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萬里行軍，千難萬險，而到達伊犁的錫伯軍隊，不光沒有落下一個婦孺，反倒誕育出350余名嬰兒；加上后來一路追隨的人，使人口增加到5050人！

假如沒有錫伯男人的責任心、沒有錫伯女性的堅韌、沒有他們之間真誠、摯熱的愛，這樣的奇跡又怎可能發生？！如今，這種精神力量同樣出現在吳元豐身上，于是，有了他對滿文檔案、滿文人才培養的執著；對妻子對親人對朋友的愛；有了這個“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研發項目的成功！

相傳，當年乾隆皇帝曾親口對錫伯軍隊許下“六十年換防回家鄉”的諾言。而今，252年過去，錫伯族雖然未能回到東北故鄉，但在新疆，他們為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為當地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特別是對滿族語言文字的保護傳承，作出了卓越貢獻。采訪結束，下樓的時候，吳元豐似是在不經意間，給我講了件趣事：許多年前，他曾與金毓章（原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溥任長子，溥儀侄子）開了句玩笑，說合著您祖上把我們派到大西北就不再召回了，到如今您也不說替怹過來慰問我們一下！沒想到，金先生認了真，還真就去了趟察布查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