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筆者收到相識十數年的滿文學者吳元豐的一條信息，告知“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研發項目已于當天下午正式結項。該軟件在對滿文檔案掃描圖像進行識別后，能自動轉換成拉丁字母，也可以轉換成標準的滿文，極大提高了手寫體滿文向拉丁字母和滿文標準字體的轉化效率。“經專家評審，認為此次研發的滿文輸入法和軟件達到了國內外領先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廣實用價值，可用以建立滿文檔案全文檢索數據庫，為實現滿文檔案的數字化和信息化提供新的現代化途徑。”

終于成功了！還記得今年春節電話拜年時，吳元豐先生特意向我提到正在主持“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研發工作，說自己眼看著快到退休年紀了，“這兩件事做完，心里就踏實了。200多萬件檔案，靠我們這輩子能翻譯多少？不借助這些現代的新技術，將來非爛在庫里不可！”

1. 為霞尚滿天——走紅國際的“大清官話”

吳元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巡視員、兼滿文處處長、研究館員，從事滿文檔案整理編目和翻譯研究。應該說，對中國的普通百姓言，這個名字非常陌生；但是在國內、國際滿學界，這個名字卻如雷貫耳，甚至，是一個傳奇。

滿語滿文，這個曾經作為中國官方語言使用了267年的文字貴族，在如今的中國，鮮有人能夠想起它，就連幾千萬滿族同胞也已然對這種自己祖先使用過若干代的語言文字，茫然不知。而目前與此相反的是，滿文滿學正在國際上蓬勃興起，在中國幾近無人問津的它們，正在成為國際清史界一塊人人想吃的香餑餑！對此，吳元豐說，近年，美國提出一個“新清史”的概念，就是用滿文的原始檔案，用滿族人的眼光，來研究清代的歷史。這對中國史學界沖擊很大。像美國、日本、德國、意大利這些國家跟清史研究有關系的史學工作者，多數掌握三種以上語言文字，即本國語、漢語、滿語或蒙語，能看懂滿蒙漢三種文字的史料。“其實這個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清朝入關前的很多文件，都是用滿文寫成的，沒有漢文。”吳元豐說。

當然，就一種語言來說，閱讀能力與翻譯出版檔案這兩件事之間仍然有著很大差別。吳老師介紹，目前能達到后者水準的人，全世界不過數十位。而能運用并且通曉口語的專家，更是寥寥無幾。在這種情況下，自幼便說一口流利滿語的吳元豐，自然很快便成為“世界級的寶貝”——每日里無限繁忙，更有很多國外學者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除了看檔案，就是想聽他說一句滿語。一次，吳元豐到日本開學術會，一些國際學者紛紛要求他用滿語發言，說他們研究滿文一輩子，竟沒有聽過滿語是怎么講的。吳老師盛情難卻，也恰好當時正有一位在京都大學讀博士的錫伯族學生在場，于是，吳元豐用滿語發言，博士生當翻譯，聽得那些國際滿學“大佬”們目瞪口呆，發言結束，是一片經久不息的掌聲……

從日本回來不久，吳元豐收到一份來自哈佛大學的國際滿學會議邀請函，但是要求與會者能用英語發言。吳元豐一聽這條件，立馬對自己的“專職英文翻譯”（閨女）說：“這個我不行（他上學時學的俄語），給他回了，我就不去了。”哪想，閨女的郵件剛發過去，那邊立馬回復：“吳先生您是例外，您可以用中文發言，請您務必來參會！”結果，在那次會議上，吳老師用漢語發言，主持者親自給他當翻譯，并且特別向與會專家們介紹說：“今天我們召開這個滿學研討會，吳先生是唯一能用滿語發言的人，但是，他若真的用滿語發言，咱們這里誰都聽不懂。現在，我建議，請吳先生用滿語講幾句話，作為我們這個會議的開始！”結果可想而知，簡單幾句滿語的開場白，再一次博得經久不息的掌聲，也為中國滿學界贏得了應有的尊重。

2. 癡心40載——命中注定的邂逅

位于故宮西華門北側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遠遠望去，這排總面積1.76多萬平方米的宮殿式的建筑，青磚黃瓦高大氣派，寬闊的石階兩側有精致的漢白玉欄桿。此中收藏著1000多萬件明清檔案：皇帝的朱批、重臣的奏折、歷代大案要案的審訊記錄、科考舉子親筆撰寫的試卷以及進士名單、大小金榜、官員們升遷考核的履歷單片，乃至清室族譜——玉牒……每次走進那些神秘的庫房，看見昏暗燈光下矗立著的一排排高大、威嚴的龍柜、金柜和現代的鐵柜、木柜、鋼架，都有種沉甸甸的感受——歷史走過去，變成了這些車載斗量的文字……

吳元豐20平方米的辦公室，依舊擺放著十年前的大書柜、辦公桌、打印復印機等等，顯得滿滿當當；而他，也依舊坐在十年前的那個位子上，戴著跟原來一模一樣的眼鏡，如果不是頭發已經全白，我幾乎疑惑這十年的時光是否真的走過……

如今，吳元豐已然年屆花甲，問起人生感觸，他笑言：“人這一輩子最幸運的就是能夠遇到一個讓你喜歡、癡迷、割舍不下的工作，想一直做下去，永不厭倦。這些年，我天天都在看皇帝批的奏折、寫的諭旨，感覺像在看小說，很享受，因此也哪兒都不想去，待在滿文處一晃40年了。”

1956年，吳元豐出生在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扎庫齊牛錄鄉，上面倆哥四姐，他排在老小，父親雖然是農民，但精通滿文與漢文，這讓他自幼便受到滿漢兩種文化的熏陶。上初中的時候，他有了自己的人生第一個偶像——一位中學女老師。上世紀60年代，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在周恩來總理特批下，辦過一期滿文班，這老師就是那個班的學生，畢業后回到家鄉當了老師，經常給學生們講北京的事情。這些，讓少年吳元豐對她懷著深深的崇敬——周總理，那是多么遙遠而偉大的人物啊！而老師竟然上過他特批的班！

讓吳元豐想不到的是，僅僅幾年后，與老師一模一樣的幸運竟然降落到他自己頭上——他上了經周總理請示毛主席首肯特批設立的滿文班。

“1972年到1975年，我在察布查爾縣一中上高中，在班里相當活躍，擔任班干部；數理化成績都很好。故宮招人的時候，老師們都推薦我。只是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事事都講家庭成分，而我家是中農，成為一種障礙。后來有一位選上的學生家長不讓自己兒子遠離家鄉，這樣才臨時調整錄取了我。”至今談起此事，吳元豐的臉上仍然是對命運滿滿的感恩。

滿文班一共21人，設在故宮里，由于錫伯語與滿語的相同率達到95%，所以，吳元豐的優勢非常明顯，除了專業或生澀的詞匯外，基礎單詞不需要背。即便如此，那一段時光仍然是清苦的，整整3年他沒休過寒暑假，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學習，因為他感覺到了自己在漢語方面的欠缺。為此，他背過新華字典和大量古文。1981年，又與妻子一起考入首都師范學院夜大歷史系充電。

過了漢語大關，錫伯族同學的口語優勢立即彰顯出來，他們之間見了面幾乎都是使用錫伯語交談。吳元豐說：“檔案跟圖書不一樣，檔案語言有很多口語的成分，在辭典里是找不到的。有些漢族同學，從事滿文檔案工作40年，不僅不能開口講話，就是看檔案也比較費力。他們看一份文件，我們可能已經看完幾份了。像我從事滿文檔案工作多年，并有錫伯口語的功底，看拼音形式的滿文，已經像看方塊文字一樣了，因此閱讀、理解的速度會快很多。”

“那么，滿語與錫伯語究竟是不是一種語言？”我問。

“錫伯族應該是鮮卑人的后裔，原本生活在我國東北地區。清代，常說‘邊患之大，莫過于新疆’，那時候，漠北蒙古高原、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方都在清政府管轄范圍內。清中葉，新疆連年戰亂，地廣人稀，防務十分空虛，而沙俄也在不斷覬覦，企圖以步步為營的方式占領中國的領土。在平定準噶爾以后，清政府意識到西北邊防的重要性，開始往新疆調兵遣將，遼寧的錫伯官兵及其家眷5000多人被遷到新疆伊犁河南岸，組建成錫伯營，成為了新疆駐防八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營制一直保持到上世紀30年代。大清的官話與國文就這么被錫伯人從東北帶到了新疆。由于地域特殊，錫伯營長期作為‘國防軍’駐守邊境，形成了相對封閉的語言環境，才使沿用多年的‘大清國語’在這里保存下來。1947年，錫伯族知識分子對滿文進行了一次改造，作為本民族的文字來使用，稱之為錫伯文。”

侃侃講述的吳元豐，眼波中流露出真純與堅定。我恍然理解了，在那樣一個年代，一個民族為何能夠跋涉萬里去完成一個使命，又怎樣“固執”地將那種古老的大清“官話”保留至今。畢業之后的吳元豐，以同樣的精神，在這間小小的辦公室坐下來，面對著那走遠了的王朝遺留下的200多萬件檔案，默默無聞地進行看似枯燥的整理編目與翻譯出版工作，一坐就是40年；40年間，心靜如止水。整理檔案之余，他研究滿文古籍文獻、錫伯族歷史、清代新疆史以及清初中國與琉球（今日本沖繩縣）關系史。他說，他工作的意義不僅是為歷史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資料，更重要的還有為維護國家主權、解析邊疆問題和民族關系等方面問題提供有力的歷史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