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活躍在網絡空間中的“打賞”，從媒介進化角度看是一種技術支撐下的財富快速流轉。它能夠在一定意義上促進網絡青年文化的發展，但“金主”的消極意旨也可能伴隨流轉過程傳播放大，從而令原屬于文化層面的互動被抽空意義甚至滑入犯罪深淵，有必要對此保持警惕。

“打賞”這個詞意味著對享受服務進行的額外付費，一般會讓人聯想起舊社會土豪聽完戲后送名角金銀綢緞的行為。而今天活躍在網絡空間中的“打賞”，從媒介進化角度看是一種技術支撐下的財富快速流轉。它能夠在一定意義上促進網絡青年文化的發展，但“金主”的消極意旨也可能伴隨流轉過程而傳播和放大，從而令原屬于文化層面的互動被抽空意義甚至滑入犯罪深淵，有必要對此保持警惕。

打賞者：“鐵桿粉絲”還是“任性土豪”

青年是網民的主力，2016年《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指出，20～40歲的青年網民占到了總體的53.7%。他們既是網絡流行文化的享受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另一方面，不斷進益的互聯網技術是網絡文化發展的重要推手：Web2.0使網民從單純瀏覽網絡變為可以生產、發布信息，而高速寬帶的普及則使得網民得以從單純“碼字”朝向多媒體甚至虛擬現實領域進行編輯和交流。

在付出的同時，網民自然也期冀回報。如果說，早期以精英人群為代表的網民對禮物經濟框架下的贊許、認同即可充分滿足的話，那么在網民構成早已世俗化的當下，唯有經濟利益才是更現實、有效的激勵。今天，有大量的青年活躍在各類網絡平臺上進行寫作、繪畫、朗誦以及歌舞才藝表演……一直以來他們沒有收益，或者只能從平臺得到孱弱的“點擊分成”，而“打賞”機制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打賞”的賞金來自作為讀者和觀眾的網民，小規模的“打賞”類似于捐贈或眾籌，只要人數眾多，財富往往可觀。按凱文·凱利的說法，如果有1000個無論你創作何種內容都能予以支持的“鐵桿粉絲”，那么創作者就足以依賴這樣的“打賞”張揚自己的文化理念。

但時下的“打賞”文化中更出風頭的是少數土豪級“金主”，他們往往一擲千金，一個人就可以滿足甚至超越創作者的經濟需求。這種被復活的“土豪——名角”式消費模式在客觀推動文化生產的同時，卻也形成了一系列負面因素。例如接受打賞的網絡寫手，會把土豪編織為偉岸人物以植入小說，在新的章節里對之大加歌頌。如此一來對“金主”的感謝是達成了，但小說原有的結構卻因此破碎，文學創作的初衷受到了扭曲。同樣的情況在為網民表演歌舞才藝的“網絡女主播”那里表現得更為嚴重。據媒體報道，一晚花費數萬甚至數十萬元來博主播一笑的土豪已不鮮見。如此一擲萬金的“打賞”往往能換來女主播開設私人頻道單獨上演露骨演出的機會，甚至接受線下聯系發生金錢肉體交易，此時所謂文化交流早已被違法犯罪替代。

被“打賞”扭曲的青年亞文化

相對于成人社會的主流文化，青年在網絡中演繹的各種流行文化可以被視為亞文化，即“基于共同興趣和價值追求、創造性表達自我的文化實踐。”處于亞文化之中的青年總是有著與來自社會、學校、家庭的垂直監管進行疏離，試圖擺脫其管束的心理欲望。多年以來，互聯網為青年謀求這樣的疏離、擺脫創造了條件——臥室的禁錮被手機打破，網絡語言成為亞文化交流的密碼——但其效果卻僅限于知識信息層面，甚為重要的財富始終只能通過由成人社會和銀行體系建構的傳統渠道進行流轉。

網絡支付平臺的出現終于打破了這個局面。今天的青年憑借手機支付寶、微信錢包等工具輕易繞開了“未成年”“銀行不予辦理”“轉賬緩慢”等傳統困局，一下擁有了在線支付、即刻轉賬、掃碼購物等強大金融功能。所謂“打賞”，其實也就是在對接網絡平臺后執行“在線支付”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

網絡支付平臺促成了財富的快速流轉，而這樣的流轉幾乎立刻就開始改變網絡亞文化的風格面貌。它顯然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例如對一支COSPLAY團隊而言，來自鐵桿粉絲的小額捐贈無疑有助于他們購置更多服飾、道具來增添文化表現力。但是鑒于青年較多擁有夸耀性、攀比性的消費心理，掌握了財富流轉通道的他們往往更傾向于朝向“任性土豪”的風格發展，隨意向亞文化風格中注入自身意旨并最終消弭其文化意味。例如在“網絡女主播”這個群體里，來自土豪們的“打賞”已然是走紅暴富的公開秘密，這就使得原本定位為“才藝表演”的亞文化標簽被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趨向負文化的場景：可以隨時“打賞”的土豪們只為尋求感官肉欲的畫面刺激，而心知肚明的女主播們則行走在平臺規則邊緣賣力釋放性感和性暗示。如果這樣的情形不斷蔓延到其他青年亞文化形式當中，那么將對網絡文明的構建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

對“打賞”機制需揚長避短

“打賞”作為一種技術機制，其背后浮現的是諸多具有積極意義的時代條件：國家經濟的發展，使得城鄉家庭收入增加，青年可以掌握的財富也隨之提升；銀行業與商業資本之間的技術合作升級，使得金融流轉變得更為方便快捷；各種網絡平臺引入“打賞”機制，極大便利了文化創作和表演者利用平臺增長收入、維持生活，既促進了網絡青年流行文化的繁榮，也為大量自由職業者提供了生存環境，減輕了國家在扶持就業等方面的壓力。

只是，在技術層面的優越性并不能直接導致“打賞”作為一種文化活動必然產生相應的積極意義。事實上恰恰可以發現，由于青年群體自身心理素養、消費觀念尚不成熟，而相應網絡平臺出于攫取利潤的短視，導致在諸如“視頻主播”這樣的文化平臺之中，“打賞”的正面效果未能得到太多顯現，而其負面效果卻體現得頗為鮮明，甚至直接引發一些違法犯罪行為。此外，當諸如“土豪巨款打賞女主播”之類消息被一些只追求點擊率而缺乏操守的媒體大肆報道后，非但會影響更多青年對參與網絡文化生產的積極性，而且會讓“打賞”這樣的技術工具背負污名化的枷鎖。

因此，在合理運用“打賞”機制的問題上，有必要多方協調，做到去粗取精、揚長避短。首先，作為引入“打賞”技術的各類網絡文化平臺，應當加強內容生產的文化性扶持管理，并對“打賞”設立限額、累進等附加協調機制，使之更趨向于促進文化建設，限制“任性土豪”誕生的土壤。其次，作為媒體應減少獵奇心理，對“打賞”機制引發的正面作用也要進行剖析報道，以便引導受眾正確認識這一工具。最后，作為“打賞”主力軍的青年網民有必要意識到自身在心理素質、消費理念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依靠來自學校、家庭的教育予以完善提高。（顧亦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