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列2015年全國工商聯民營企業500強14位的恒大集團,出資30億元,整體幫扶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脫貧。

這是一個中國版知恩反哺的勵志故事。

與西方新教倫理背景下的企業家慈善行為不同,也不僅僅是出于完善自我道德人格的訴求,一個先富起來的民營企業家幫后富群體致富,進而實現共富,更飽含了新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的政治自覺。

今年3月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討論時指出,非公有制經濟要健康發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健康成長。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也要認識到這一點,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

作為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許家印還有一個頭銜:恒大集團黨委書記兼統戰部部長。義無反顧地投身于中國當前這場“五年7000萬人口脫貧的偉大事業”歷史大潮,不正是“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一個有效嘗試嗎!

緣起

政協助推恒大入黔

有緣千里一線牽。

2015年12月19日,畢節市大方縣,兩雙遠隔千里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一方,是來自東部,經濟相對發達總部位于廣州的恒大集團。

一方,是來自西部,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大方縣。

他們的推手,是來自全國政協的助推。

這段緣分,起于2015年11月6日至8日,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當時,“十三五”期間“補上貧困人口脫貧這個最突出的短板”,是常委們熱議的話題。會上,許家印就提出,像恒大集團這樣的民營企業,已經有了一定的實力,能不能率先與一些貧困縣結對子,“整體幫扶脫貧”。

這段緣分,其實很早就埋下了伏筆。

24年前,持續推進的改革開放進程,讓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為“許家印”們提供了創業大舞臺。

那一年,我國GDP總量為2.71萬億元。

24年后,恒大集團總資產超過7500億元、年銷售額2013億元、年繳稅費超過200億元。

這一年,我國GDP總量達到67.67萬億元。

創造財富的過程,也是責任共擔的過程。

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社會捐贈總量中,企業捐贈689.33億元,占69.67%,其中民營企業捐贈占企業捐贈總量的60%。2014年,企業捐贈中民營企業排名第一。

過去20年,許家印和恒大集團為光彩事業、公益事業捐贈超過28億元,連續7年榮獲中國慈善領域最高政府獎———中華慈善獎。

緣分,絕不是一廂情愿,而是相互需要。

畢節市是全國首個、也是唯一的“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

大方縣又是畢節市的一個縮影。全縣有貧困鄉鎮24個、貧困村175個,11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多達18萬,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扶貧開發任務艱巨。

一個大家庭中,日子過得不好的那幾個,往往最讓家人牽掛。

全國政協主要領導同志從中牽線搭橋,終于促成了這段緣分。

說起畢節,它與全國政協和統一戰線也頗有淵源。

畢節試驗區成立以來,中央統戰部、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充分發揮優勢,堅持不懈、全面參與試驗區各項事業建設,成為助推試驗區科學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畢節也成為縈繞在全國政協領導心頭的牽掛——這些年來,超過20位歷任、現任全國政協領導到此考察,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等也長期關注并多次來此調研。

“人民政協在推動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面大有可為。”2016年3月2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在回答如何幫助少數民族地區脫貧的提問時說。

全國政協發揮自身優勢,推動恒大集團結對幫扶大方縣整體脫貧,無疑就是其中閃光一筆。

來自全國政協和統一戰線的領導們,也是蠻拼的。

僅半年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張慶黎,全國政協副主席馬飚等領導同志通過工作批示等各種方式,積極推動恒大集團結對幫扶大方縣整體脫貧工作順利開展。

此外,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周伯華、副主任項宗西等帶隊,今年上半年就組織了兩次赴畢節的調研,既汲取總結幫扶經驗,也貢獻委員智慧。

在一線,也有全國政協的身影。

比如,近兩年來,全國政協機關輸送了唐柳成、楊小強等局級干部赴畢節市政府掛職,充分發揮他們熟悉政協工作、聯絡廣泛的優勢,協助當地黨委、政府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有序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