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了30幾年的那條胡同，在北京的安定門里，老北京管那兒叫北城。聽上了年紀的人說：舊時，東城官人多，南城買賣人多，西城學問人多，而北城，則是窮人扎堆兒的地方。

我們胡同不算大，幾十座小四合院，百十來戶人家。新中國成立前，這里有淘糞的、拉洋車的、看墳的、當泥瓦匠的……雖說后來都成了“工人階級”，但還是得靠摔汗珠子掙飯吃。全是些窮人，誰也不嫌棄誰，誰也不欺負誰。日子苦歸苦，可活得本分，過得安生，窮得體面。

鄰里間難免有磕磕絆絆、鍋碰勺的時候，但哪家真要是遇到了過不去的坎兒，照舊還是你幫著我、我幫著你的?？梢彩?，打上輩子，甚至上上輩子，就住在一塊兒，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緣分。

上世紀30年代，我父親大學畢業后，當了名律師，并和母親結了婚。他選中了這條沒有一戶達官顯貴的小胡同，先是買了塊地皮，然后自己設計了一套規規整整的四合院，又和泥瓦匠們一道，一磚一石地將房子壘了起來。

母親在院子里種滿了花草樹木。她除草、剪枝、澆水、施肥，一年四季精心侍弄。她說：“草木通人性。你為它付出多少，它就回報給你多少。萬萬不得怠慢了這些靈物。”果然，花長得艷，草長得盛，尤其那兩棵核桃樹，好像是急著要報答它們的主人，幾年工夫就結出了果實。

核桃樹枝干挺拔，如同腰板筆直的衛士，一邊一個守在我家大門口。夏天，它綠蔭如蓋，引得左鄰右舍常來納涼。這時候，父親總要沏上一壺茶，搬來幾個小凳兒；母親總要笑呵呵地滿上水，一碗一碗地遞到大伙手上。別看胡同里的人沒有文化，他們卻特別敬重有文化的人。知道父親是搞民法的律師，有什么家長里短解不開的扣兒，就趁著這個機會跟父親念叨念叨，請父親出出主意。

秋天，核桃樹下成了孩子們非常喜愛的地方。撿樹葉兒、跳皮筋兒……最開心的，還是仰著小臉數核桃。核桃長得又大又圓，捉迷藏似的貓在濃密的樹葉后面。不管它們躲在哪兒，都能夠被孩子們一個個地找出來。有那性子急的小饞嘴兒，夾著竹竿爬到樹頂。母親急得團團轉，大聲哄勸著：“快下來，小心摔著胳膊腿兒！等兩天核桃熟了，我找人給你們打。胡同里的孩子哪個也落不下，保證一人一份兒！”

這下可好了，母親身后總是跟著幾個“小尾巴”，他們“唧唧喳喳”不停地問：“什么時候打核桃??？我們都等急啦！”

我家的核桃，是在孩子們的催促中、期待中成熟的。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打核桃。一大早，母親就忙開了。燒水，掃院子，找出大大小小的盆、桶、簍子、簸箕，滿滿地擺在樹底下。她像迎接嬰兒降生似的迎接核桃娃娃的落地。

收拾齊備，母親便“砰”的一聲將院門大開。開門聲如同號令，東院的李二叔、西院的柴大叔，立時就扛著竿子走了進來。李二叔拉過洋車，手腳利索又會爬樹。柴大叔是位架子工，登梯上高不在話下。所以，每年打核桃，這兩位都是主力。

母親客氣地問：“孩子他叔，這會兒可抽得開身?。俊?/p>

一個說：“聽您吩咐。”

一個說：“您招呼吧!”

母親清清嗓子，鉚足了勁兒，高喊一聲“打核桃嘍！”

呵，母親喊聲未落，40幾座小院的孩子們，雀兒似的全飛了出來。他們叫著，笑著，唱著，跳著。那份熱鬧，如同開戲的鑼鼓，不，如同開市的鞭炮聲，震得人耳朵直“嗡嗡”響。

依我看，母親還是很有組織才能的。她把這群小調皮分成幾撥兒，有當拉拉隊吶喊助威的，有負責撿的、分的、裝的。我專管送，任務就是挨門挨戶地送核桃。

北京人講面兒，禮兒多。甭管進了誰家的門，主人都要一個勁兒地往你兜里塞東西，往你家什里放東西。哪怕是幾把鐵蠶豆、一捧大紅棗、一碗肉餡餃子，好賴不能空著手出來。

只有西頭李姨家，母親年年都是親自把核桃送去。李姨是個寡婦，身邊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癱兒子。那兒子心靈手巧，會捏各式各樣的小泥人兒，娘兒倆靠著賣泥人兒生活。母親每次總要和李姨坐上一會兒，默默地聽她說會兒話，陪著她抹會兒眼淚。

這時，大哥哥就把我叫到他的身邊，變戲法兒似的將手里的泥團團變成一個個小人兒。

“這是誰呀？”

“包公。專替窮人出氣的。”

“這個呢？”

“觀音菩薩。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難?！?/p>

“這個呢，這個是誰呀？”

“鐘馗。他會打鬼?！?/p>

大哥哥把三個小泥人兒，輕輕放在我的手掌上。

可是，還沒等我長大，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夏天，沒有鄰里再來納涼。秋天，沒有孩子再來戲耍。人們都忙著“橫掃”、“炮轟”，哪還有心思顧及兩棵不會言語的老樹啊？唯有母親還想著它們，心疼它們。地皮干了，就澆澆水。葉子落了，就打掃打掃。只要有空兒，她總要在樹下轉幾圈兒，發會兒愣。

……

眨眼半個世紀過去了，一切都變了樣子。

胡同里的老街坊搬走的搬走，故去的故去，留下的老人實在不多了。我也是偶爾才回去看看，不過是想去看看那兩棵也已經變得蒼老的核桃樹，想在樹下站一會兒，發一會兒愣，聽聽微風吹過時老核桃樹上的樹葉發出的“簌簌”聲。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院長，本文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