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我親愛的父親黃枬森先生離開我們已經3年了。3年里，我們通過我父親的文章，他的筆記，他的日記，感受著他的存在，就像他從未離開過我們。

黃枬森

我在閱讀我父親的日記或者筆記的時候，有一個鮮明的感覺，就是我父親的大腦沒有一天不在思考著哲學問題。

這當然不只是說他從未退而休之。在他的晚年，哪怕是耄耋之年，也仍然是一篇文章接著一篇文章，一個科研課題接著一個科研課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只要他醒著，在沒有瑣事打擾他的時候，他的腦子里就全都是哲學問題，甚至于普普通通的家居生活，在他眼里，也充滿著哲學意味和哲學情趣。

那還是上世紀90年代，我父親陪著我母親去美國探親。在那里的3個月，他沒有辦法帶上他做學術研究不能離身的哲學資料和書籍，也沒有辦法繼續他未完成的課題項目，按說這對他來說是一次難得的長假。然而，他那早已習慣思考的大腦卻停不下來。

記得他回國后很高興地告訴我，他在那里整理出了40多篇哲學雜文題目，既然是雜文，那就不能像平時的論文，長篇大論，而是以千字為限，一題一議，力求通俗易懂。并且，他已經寫出了頭幾篇。

我在幫我父親錄入這幾篇文稿時得以先睹為快。我發現這幾篇哲學雜文從題目看就很吸引人，如《從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談到哲學》、《自相矛盾的哲學家》等。這些雜文與我父親通常寫文章的語氣結構均有不同，清新，生動，真正是寓高深的哲理于淺顯的文字中。我欣喜地催我父親接著寫下去，但他每次都說，等他的課題完成了，有了閑暇，再來寫。然而，隨著時光的推移，他胸中要完成的工作有增無減，他所期盼的閑暇時光愈加遙遙無期了。他也曾設想，在我退休之后，由我當他的助手，幫他完成兩本書，一本是《我的哲學體系——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讀》，另一本就是《生活中的哲學》，具體方法是由他把這些提綱列出來，或者用錄音筆把想法口述出來，由我來整理成文。然而，直到2013年1月那個寒冷的冬日，在長達16年里，他再也沒有過類似的假期，最終也只留下了當年寫于大洋彼岸的4篇雜文。

雖然哲學雜文沒有續寫，雖然我父親的工作是緊張的，但這卻不妨礙他饒有興味地品味著生活。只不過，這種品味，絕對是屬于哲學家的。

我父親從美國回來后不久，我的女兒踩著80后的尾巴出生了。我父親非常喜歡孩子，他有時熱心地幫我哄孩子睡覺，方法是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對著幾個月大的嬰兒讀他的哲學雜志，他說這叫工作生活兩不誤，當然，效果奇好。

在我父親的眼里，孩子的成長過程也滿含著哲學道理。他曾在日記里這樣寫道：

1歲3個月的寶寶看見媽媽集郵，用鐵夾子夾票放入集郵簿內，也要了一個夾子夾紙片玩。她稱紙片為“票票”，夾子為“夾夾”。她當然不知道郵票為何物，也不知夾郵票在干什么，她能了解的是用夾子夾紙票，也就是說，她已有了初步抽象能力，但抽象出來的東西是表面的，初步的，這就叫從抽象開始，人的認識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幾年后，她的認識才能上升到“集郵”這一水平，那時她的認識當然就具體了。

一個月后，我父親又有了新的發現：

1歲4個月的寶寶已經有“相對”概念。最初她只知道一個媽媽，即她的媽媽。當她的媽媽叫她的阿婆為媽媽時，她哈哈大笑。可能她覺得太可笑了，怎么又跑出一個媽媽來呢？慢慢地她懂了，媽媽是相對于誰來說的，阿婆是媽媽的媽媽。當她媽媽問她：我怎么叫阿婆？她回答說：“媽媽”。進一步問她，我怎么叫阿公？她回答，“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