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罰謙抑，憫恤未成年人，自然初心感人。因此，面對降低刑責年齡的吁求，最高檢表達的意思，大概就是“一顆慈悲心”：比如徒法難以自行，“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歸根結底是社會原因”；又比如多點寬宥胸懷，“隨著未成年人年齡的增長，自控能力不足的缺陷可能會得到自愈”。

只是，一份來自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發生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中，14歲至16歲年齡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2013年已突破50%，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檢在強調要審慎研究降低刑責年齡的同時，亦坦誠一個事實——“校園暴力犯罪往往團伙性較強，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作案手段殘忍，不計后果，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此外，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實施殺人、強奸等惡性犯罪案件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讓人非常痛心。”那么，面對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件，學校教化、家庭管教、收容教養的這一碗碗“雞湯”，果真治得了病嗎？

說來說去，還是老理。世易時移，法律雖然不是萬能的上帝，但也不能拖著長辮子過日子。自我國于1979年頒布的首部刑法中規定14周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迄今，該規定已沿用了37年。當年以14周歲為分水嶺的種種“客觀因素”，如今還是那個“白云藍天”？早有國際慣例給我們作了科普：英國刑事責任年齡最低可以到10周歲，該國司法部認為，10歲的兒童已經完全有能力區分淘氣行為和犯罪；而在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之后，各州普遍降低了“刑責年齡”，甚至法庭上出現過10歲的少年犯。在刑責年齡上完全用“拿來主義”固然不太合適，但有所借鑒、有所思考，也是與時俱進的基本之意。2016年全國兩會上，民進中央還專門提交了《關于遏制校園暴力傷害事件的提案》，認為法制不健全，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成本低是首要原因。

去年，湖南邵東縣小學女教師在學校被害一事引發全國熱議。三少年殺手之殘忍與冷酷，令人如芒在背。甚至今天的不少未成年人犯罪，恰恰“瞅準”了刑責悲憫之空隙。某種意義上說，刑責成本與未成年犯罪，多少有些互為因果的關系。這個時候，需要厘清的道理也許只剩一個：刑法要義固然在于懲戒犯罪、保障人權，這里的“人權”，既包括未成年人，更包括一切守法公民。

法律不能包治百病，但，適時調整未成年人刑責年齡，無礙寬嚴并濟，更顯因時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