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古碑費猜疑

助力逍遙樓名聲遠揚成為一座“文化名樓”的，除了唐、宋、元、明、清歷代名人的詩賦，還必須提到刻有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所題“逍遙樓”三字的那塊古碑。然而，也正是因為這塊古碑，引發了一場有關題字真偽、逍遙樓與湘南樓關系的爭論。

逍遙樓消失后，唯一保存至今的遺物，就是那塊刻著顏真卿題寫于唐大歷五年（770年）的逍遙樓石碑。這塊石碑曾長年被立于桂林普陀山一座亭閣里，人們首先熱議的是碑上所刻顏真卿題字的真偽。

經考證，顏真卿并沒有來過桂林。那么，他題寫的“逍遙樓”三字由何而來？有人經辨識還認為，“逍遙樓”三字與顏真卿流傳甚廣的書法作品風格不太一致，疑為偽作。

質疑一出，很快有人出面辯解。最典型的看法是，顏真卿的書法風格先后經歷了形成、成熟、創新3個境界，其創新境界的書寫風格于成熟中凸顯變化，甚至“一日有一日之進境，一碑有一碑之異彩”。桂林這塊古碑上的“逍遙樓”三字遒勁雄健，體現的正是顏真卿作品第三境界的“異彩”。

顏真卿確實沒有到過桂林。但據史書記載，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濟）也有一座逍遙樓，而且早在唐代便相當有名，唐玄宗曾興致勃勃寫下《登蒲州逍遙樓》一詩，當地也曾有多處摹勒顏真卿書寫的“逍遙樓”三字。桂林的“逍遙樓”石碑，當為唐代時南下官員從當時山西蒲州帶來的摹刻之作。

“顏體”之疑尚未了結，古碑又引發了另一段疑案——碑的正面，刻的是書寫于唐代的“逍遙樓”三字；碑的背面，刻的卻是書寫于宋代的《湘南樓記》全文。

一塊石碑，怎么會刻上兩座樓閣的名稱？逍遙樓、湘南樓，究竟是一樓兩名還是雙樓并立？

先看石碑背面所刻《湘南樓記》的來歷——宋崇寧元年（1102年），廣西經略安撫使程節籌集資金，在桂林城中大興土木重修樓閣，并邀請當時著名文士李彥弼撰寫了《湘南樓記》一文，述說這次修樓的緣由與經過：

閱歲滋久，城東之門，柱欹綴頹，棟桷腐撓，卑陬褊迫，甚非所以為邊庭壯觀也，公迺因舊基而鼎新之……昔之賦客詩人咸指桂林為湘水之南，嘗試以湘南命焉。

面對這篇碑文，一種觀點的解讀是：宋崇寧元年所修的這座樓，正是逍遙樓。李彥弼撰寫的《湘南樓記》，記述的是這次修樓和更名的經過——因為在眾多“賦客詩人”眼里，桂林位于“湘水之南”，故而將逍遙樓改名為“湘南樓”。不過，在歷史長河中，“湘南樓”這個名稱只是曇花一現。不久，樓閣又恢復了“逍遙樓”這個名稱。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湘南樓記》中并沒有提及“逍遙樓”三字，如果真是為了改名而寫，文中只字不提“逍遙樓”不合情理。而且碑文明確指出所修之樓位于“城東之門”，即桂州大總管李靖于唐武德四年（621年）首建桂州“子城”時所建的東江門。史書記載，當年東江門上曾有城樓名為“東樓”。逍遙樓與東樓應為并列關系，并非同一座樓。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桂林地方名紳馬秉良受委派又一次著手重修逍遙樓。馬秉良在此后撰寫的《云谷瑣錄》中，分別提到逍遙樓與湘南樓：

因查東門城上有逍遙樓一座，位居巽方高聳特峙，為省會催官。旁有湘南樓一座略小，年久均廢。現有顏魯公親書“逍遙樓”三字大碑，又有《湘南樓記》，并前人題詠碑及元時修城碑屹立直豎。其二樓雖廢，基址猶存……茲因修城，仍其舊址重建逍遙樓……古跡登樓四望，桂嶺環城，漓江如帶，往來游人無不欣羨。

馬秉良的說法，似乎印證了逍遙樓與湘南樓確實是不相干的兩座樓。

如今，逍遙樓古碑已經從普陀山移出，與重建的逍遙樓為伴。隨著更多有識之士和飽學之士來訪，這塊古碑應該會引出更新的見解來。

浴火重生多磨難

千年一嘆逍遙樓。在上千年風雨滄桑中，逍遙樓究竟遭遇過多少次磨難？經歷了多少次毀損與重建？命途多舛的逍遙樓，讓人們透過桂林秀麗的風光，看到曾經回蕩在優美山水之間的血雨腥風——

逍遙樓始建于何時，已經找不到確切記載。但從宋之問《登逍遙樓》詩可知，早在唐景云二年（711年）逍遙樓已經是嶺南一座名樓了。

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歷經四任經略使、歷時14年的靜江府城池修筑工程全面竣工。立于夾城上的逍遙樓，自然也煥然一新。然而，桂林城僅僅享受了5年安寧。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南下元軍相繼攻破靜江府外城、內城，城區一片焦土，逍遙樓又遭劫難。

元代的桂林城，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維修。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主持廣西軍政的也兒吉尼調集5000軍民自北而南、自東而西，歷時近4年，將桂林原土筑或不牢固的城墻全部砌成堅實石墻。據記載，經過此次維修，“城門皆建樓閣，設闉闍（城樓城門），其最大者為逍遙樓”。

明洪武八年（1375年），桂林增筑南城時，逍遙樓又毀損得僅存遺址，成為文人墨客訪古憑吊的凄涼之所。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任廣西參政的陳暹只能在《逍遙樓》一詩中感嘆：“逍遙求故閣，臨眺釋前聞”。

到明萬歷年間（1573~1620年），逍遙樓又一次聳立于桂林東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芳出任廣西巡撫時，曾做《春日逍遙樓同王將軍小集》刻于桂林虞山南麓石壁之上，詩中贊嘆：“逍遙樓上賦逍遙，極目韶光好景饒。”

然而，當明崇禎十年（1637年）我國著名旅行家、地理學家徐霞客來到桂林東城，“登城樓，欲覓逍遙樓舊跡”時，卻遺憾地看到逍遙樓“已為守城百戶置家于中”。

按明代兵制，“守城百戶”只是一個負責守城的低級官員。一個低級官員何以能把家安置在一座名樓之上呢？顯然，此時的逍遙樓早已名存實亡，頹廢得僅存“舊跡”了。

清乾隆元年（1735年），查禮補廣西慶遠同知，途經桂林時興致勃勃探訪逍遙樓，結果卻只能面對廢墟大發感嘆：

逍遙樓在桂林郡東城上，閑于東江行春二門之中。自東江門上百六十步至樓。樓久廢，基猶存，寬六十尺，深三十二尺，北有小屋遺址立在荒煙亂草中矣……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建逍遙樓工程又一次啟動。令人感慨的是，逍遙樓剛剛在漓江邊立起，桂林城便突發一場大火，一群封建遺老紛紛把矛頭指向逍遙樓，認為是這座新建成的樓壞了桂林的風水。于是，不問青紅皂白，把建成剛達一年的逍遙樓拆除了。從此，歷史上的逍遙樓徹底與桂林告別。

現存史料對逍遙樓遺址的最后記錄，見于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的《桂林市指南》：

逍遙樓，原在行春門城上，軒盈重疊，俯視山川，唐顏真卿書三大字于石，清末樓廢存石碑。民國廿九年因拆城建中正橋，石碑移置于普陀山山麓。

對于民間和網絡上流傳的“逍遙樓最后消失是因為抗戰期間日軍轟炸桂林城所致”的說法，多數專家考證后予以否定。抗戰期間，國內眾多名人志士云集桂林，并紛紛撰文描繪桂林風土人情，卻從沒有人提及逍遙樓。多年研究桂林抗戰歷史的專家魏華齡認為：早在抗戰前，逍遙樓已蹤跡全無。

逍遙樓消失了，桂林人從此“只見石碑不見樓”。然而，一代名樓的身影，卻一直儲存在一群潛心追溯桂林歷史的文化人心里。早在2004年，就有專家學者撰文，挖掘有關逍遙樓的歷史資料，建議復建逍遙樓等歷史文化景觀。

2013年初，出生于桂林的文化人林志捷在桂林生活網論壇上發帖——《重建桂林逍遙樓項目建議書》。林志捷認為：“歷史上的逍遙樓，是中原人士經湘桂走廊進入嶺南所目睹的標志性建筑，有了這樣的建筑，自然山水不再是蠻荒之地。重建逍遙樓，具有景觀價值、名片價值、藝術價值……”

2014年，重建逍遙樓正式提上桂林市委、市政府議事日程。鑒于桂林城市建設發展現狀，在逍遙樓原址重建新樓已經不現實。經設計人員調研踏勘，并邀請專家學者多次比選，重建逍遙樓的地點，最終選定在離逍遙樓原址較近的解放橋橋頭濱水生態廣場平臺上。

“逍遙樓上望鄉關，綠水泓澄云霧間……”古人吟詠了上千年的一方勝景，終于再現于漓江之濱！

■花山漫筆

再現城市 文化力量

郁 青

在廣西，知道桂林漓江邊曾經有座逍遙樓的人并不多。難得一群文化人，持續10余年鍥而不舍追溯逍遙樓的歷史，挖掘逍遙樓所蘊含的文化底蘊，終于讓一座早已消失并被絕大多數桂林人遺忘的名樓再顯風采。

客觀地說，在廣西諸多城市中，桂林一直以保留著較多歷史文化遺跡而在人們心目中具有獨特的文化魅力。然而，桂林也有自己最大的遺憾——在上千年風雨滄桑中飽經戰火摧殘，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遭遇日軍瘋狂轟炸，桂林城幾乎“十屋九毀”，完整保留下來的歷史景觀建筑相當少。這是桂林的遺憾，也是世界的遺憾。

桂林山水甲天下，早已成為世人的共識。然而，除了守護著讓桂林足以驕傲的自然山水外，如何依照“修舊如舊”原則，科學地、有步驟地按照歷史原貌重建一批在桂林歷史長河中曾經積蓄下豐厚人文信息的歷史景觀建筑，讓人們通過這些建筑更深刻、更形象地了解桂林，愛上桂林，對于正在建設國際旅游勝地、大力發展旅游文化產業的桂林來說，十分必要，相當迫切。

這次逍遙樓的重建，讓我們看到一個令人欣喜的現象：文化人以挖掘、再現珍貴歷史信息為己任，鍥而不舍奔走呼吁；政府以“尋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價值”為宗旨，在科學態度指導下果斷啟動對歷史文化建筑的恢復重建。政府的舉措與民眾的期盼，在逍遙樓這個點上契合，形成一股合力。

一座著名歷史景觀建筑的再現，其意義絕不僅限于一個景點的增加。它富含的文化信息，足以喚醒人們對歷史的記憶，增進人們對家鄉的熱愛，激發人們對文化的尊崇。從這個意義上看，逍遙樓的重建，立起來的不僅僅是一座歷史名樓，更是當代人再現桂林歷史魅力與文化力量的一種探索，一份擔當。

我們期待——再現逍遙樓，對桂林這座旅游名城的歷史文化建設旅程來說，只是一個令人欣喜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