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延遲退休是社會熱議話題。但在湖南一些地方,近期卻有一些年齡并不算大的“局辦委”或鄉鎮“一把手”、重要班子成員向上級打報告,要求按照地方“公務員50歲(或50多歲)以上可退居二線、享受比在職時更高待遇”的政策,自請早退,成為休而不退的“散吏”(4月5日《瞭望》周刊)。

官員早退也稱內退,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退休,而是提前退出現有崗位,即退居二線?？梢哉f,官員早退現象比較普遍,并不是湖南一些地方獨有。

有媒體報道指出,官員早退現象與機構改革、利益嬗變、為官不易、能力不濟等因素息息相關。的確如此,有的地方機構改革后事少官多,早退成為消化多余官員的辦法之一。有的官員在反腐、考核壓力下,通過早退逃避壓力。但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有內部規定為依據；二是有相關利益存在。

比如某些地方內部文件規定,公務員在50歲以上就可以提前自愿退休,與之交換的條件是工資級別和待遇可以提升一級甚至三級。既然有內部規定為依據,官員自請早退就有了理由,而工資待遇大幅提升無疑具有誘惑力。

當然,并不是每個地方官員都自愿早退,有的地方官員則是被提前離崗,比如某市要求“早退官員在自愿報告上簽字,不簽字就是違反組織紀律”。相對而言,自愿早退人性一些。盡管官員早退有利于干部隊伍年輕化,有利于解決機構改革遺留的問題,但官員早退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

首先,官員早退增加了行政成本。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地方通過提高工資待遇鼓勵官員早退,提高工資待遇顯然增加了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在很多官員早退的同時,單位往往還會招錄部分新公務員來補缺,招錄新公務員就等于增加了行政成本,因為早退官員未到法定退休年齡。

其次,官員早退影響其他官員心態。當公務員50歲(或50多歲)以上可退居二線,不僅50多歲官員沒有干事的動力(等著退休),而且40多歲的官員(本來既有工作經驗又有精力)也認為自己沒有晉升希望了,工作積極性就會受影響。在筆者所接觸的40多歲或剛過50歲的官員中,大多數人表示準備內退。

再者,官員早退不利于推行延遲退休?！爸贫u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方案”已經成為一項重要政策,這意味著延遲退休鐵定要推行。在很多人看來,不少官員早退后不干工作不產生價值卻享受著高待遇,如果讓老百姓延遲退休為養老基金繳費很不公平。也就是說,要想讓老百姓支持延遲退休,官員不應該早退享福。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方官員的早退規定詳細內容似乎都沒有公開,而公開的信息中早退標準也不一,有的地方規定50歲以上退居二線,有的地方規定53歲以上、55歲以上。這可以理解為地方規定因地制宜,但是,每個地方劃定的“早退線”是否合理,官員早退后閑散狀態是否正常,值得審視。

官員早退,在某些地方、某些時間或許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在沒有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情況下就已經處于一種近似于退休的狀態,這不僅會造成一種人力或人才的浪費,而且也會增加行政成本,還影響到很多中青年官員的工作積極性。因此,應早日對早退現象進行頂層設計、規范管理。（張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