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輩提攜爭下單

當(dāng)年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馬當(dāng)路，有一條新式里弄房子西成里，歲月四季在這里演繹成春花秋月，時光流年在這里靜候紅塵世緣。1924年丹桂飄香、金菊爭艷的時節(jié)，24歲的張大千舉家遷至西成里16號，正式開始了他在海上鬻畫從藝的生涯。16號是一座灰色的兩層樓小洋房，他住在樓下，而樓上則住著當(dāng)時已是大名鼎鼎的書畫家黃賓虹。16號隔壁17號住著他的二哥張善孖，兩家的客堂互通，當(dāng)中放著一只大畫案，成了兄弟倆共同的畫室“大風(fēng)堂”。而就在離馬當(dāng)路不遠嵩山路的一條弄堂內(nèi)，則住著畫壇才子“梅景書屋”的吳湖帆和儒雅君子“嵩山草堂”的馮超然，由此形成了一個海派書畫家生活從藝圈。

在當(dāng)時大師名家云集的上海，張大千還是初出茅廬的新人，為了生計，他把精仿的一批石濤山水立軸、冊頁等推向畫廊藝苑，不僅銷路甚好，而且騙過如陳半丁、黃賓虹這樣的畫界名流，有“石濤再世”、“石濤第二”之稱。但作為一個有藝術(shù)追求和丹青理想的人，他明白必須要以自己貨真價實的創(chuàng)作立身揚名。于是，他慎重地對張善孖提出：“二哥，我想在上海辦個畫展，你意下如何？”張善孖聽后略一思索后說：“八弟，你想辦畫展的想法是好的，但辦個畫展需要錢款、場地，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畫作，望你再好好地思忖一下。”但張大千是個執(zhí)著之人，心有所想，必努力踐行。

1925年春深如海、飛紅流翠的五月，在上海寧波同鄉(xiāng)會館寬暢的大廳里，26歲的張大千正式舉辦了他丹青生涯中的第一個畫展。筆墨清逸、氣韻盎然的山水，典雅潤朗、雍容明麗的花卉及婀娜婉約、姿態(tài)嫵媚的仕女等，將整個展廳烘托得丹青溢彩、翰墨飄香。

但就在開幕后的一個多小時內(nèi)，參觀者寥寥，場面頗為清冷，正當(dāng)張大千有些失落、無奈之際，大廳外卻傳來了一串串黃包車的鈴聲，和一陣陣爽朗的笑聲，張大千趕緊迎出去，只見他參加的海上畫會“秋英會”的諸老前輩們正從黃包車上下來。“秋英會”的諸老前輩在展廳內(nèi)一一觀賞品鑒張大千的畫作，頗為稱道，覺得這位青年才子既能追慕前賢得高趣，又能自出己意創(chuàng)新風(fēng)，特別是其筆墨別有靈性，氣格相當(dāng)高逸，畫面中自有一種書卷氣。于是，這些可敬的老前輩們紛紛在畫下貼上紅點訂購，有的甚至同時看中一幅《墨筆仕女圖》，就這樣他們一下子訂了30多張。

第二天“秋英會”諸老搶訂張大千畫作的新聞不脛而走，上海的那些文人雅士及畫商藏家聞風(fēng)而來，百幅丹青被訂購一空。張大千正是由此在海上畫壇聲名鵲起，從而奠定了他職業(yè)畫家的人生形態(tài)。可見這個海上成名展，對張大千來講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張大千與李秋君

一聲長嘆跪紅顏

張大千自是才子多情，戀情遍及海內(nèi)外。然而，他和上海名媛李秋君之間柏拉圖式的情愛卻維系終生。

李秋君系海上名門之后，其父李茂昌是寧波籍大實業(yè)家，亦是位喜好藝術(shù)的儒商。李秋君自小耳濡目染，工于琴棋書畫，擅長詩文京昆，畢業(yè)于上海務(wù)本女中(今市二中學(xué))，是本埠名媛才女。當(dāng)年時興“石濤熱”，李茂昌花了50大洋買了幅石濤山水，得意地邀請女兒一起欣賞，李秋君看了一會兒后，即肯定地說：“畫是假的，但作畫之人天分高，將來必有大成。”不久，李茂昌終于尋找到了這位“天分極高”的大千居士，相談甚契，成為好友。

1921年“千里鶯啼綠映紅”的美麗時節(jié)，在老家四川內(nèi)江新婚不久的張大千返回了上海，借寓在李府，并在李秋君所居后樓“歐湘堂”的樓下設(shè)了畫室。一個丹青才子，一個藝苑佳人，從此共同臨摹宋元名畫，鑒賞前賢佳作，揮毫潑彩繪畫，詩文酬唱相和。從桃紅柳綠到層林盡染，半年多的時光過去了，李秋君不僅成了張大千藝術(shù)上的知音，亦是生活上的知己，對他的衣食住行關(guān)懷備至。但張大千頗有君子之道，發(fā)乎情而止乎禮，“絕無半點逾越本分之事”。可李秋君的二伯覺得他們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shè)的一對，不能錯過如此難得的金玉良緣，于是就把張大千叫到自己的房中，打開天窗說亮話：“賢弟呀，我家秋君就許配給你了如何？”“嗵！”只見大千一下跪在老人前，真切而無奈地說：“實在有負二伯雅愛，李府乃名門望族，自無把千金閨女與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無停妻再娶之理。”

盡管李秋君深受苦戀之痛，但她依然照常侍奉她心中的絕世才子。有一次，她見張大千又在給四川的妻子寫家書，便別有寓意地講：“如果再收一個大小姐為妾，兄該是福分無邊了。”“唉！”張大千聽后只以一聲深深的長嘆作答。第二天，張大千畫室的門一直緊閉到黃昏，當(dāng)夕陽勾勒出李秋君傷感的倩影出現(xiàn)在張大千面前時，面容憔悴的張大千竟“嗵！”的一聲跪下，聲淚俱下地說道：“三妹，我雖年少輕狂，但我知道我這一生將為畫而活，為畫而死。拋開男女情事不談，我一生的紅顏知己，除你之外再無一人。但我若納你為妾，將使一代才女受辱，我也必遭天譴……”李秋君從此與大千以兄妹相稱，并立誓從此不嫁。

“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李秋君畢竟也是女中君子，她依然一如既往地相隨張大千左右。每當(dāng)張大千離開上海外出辦展或行旅寫生時，上海諸事由秋君代辦，包括收門生等，門生們亦親切地稱秋君為“師娘”，她也不回避。張大千在抗戰(zhàn)前夕，還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心瑞、心沛過繼給李秋君，以相伴三妹寂寞的長夜和孤獨的四季，而秋君對她們亦視同己出，呵護有加。其后，張大千又在李秋君的支持鼓勵下，遠赴敦煌寫生，完成了一次藝術(shù)上的涅槃。1948年9月，張大千攜著自己的新婚夫人徐雯波從重慶飛抵上海，入住李府，與李秋君一起共慶兩人的五十壽誕。海派書畫家們齊聚恭賀，篆刻名家陳巨來鐫刻“百歲千秋”一印相贈，將秋君之名和兩人合慶百歲包含在一起。不久，張大千拜托李秋君在上海靜安公墓替他訂一壽穴，相約死后鄰穴而葬，大千為秋君寫了碑文：“女畫家秋君之墓”，秋君也為大千寫了“大千居士張爰之墓”。

1948年12月，張大千與夫人等離開上海飛赴臺灣寫生。從此，天涯阻隔，遙寄相思。但張大千每到一地一國，都要收集那里的泥土寄給他的“三妹親展”，后在給她的信中寫道：“三妹，聽說你最近纏綿病榻，我心如刀割。人生最大憾事為生不能同衾，而死不能同穴。”1971年張大千在香港辦展時，聽到了李秋君去世的噩耗，他面向李秋君居住的上海方向再次長跪不起，老淚縱橫地喃喃自語：“三妹一個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