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報銷，他認為，現在一些社會科學的課題都淪為政績工程，單位只看你拿到多少國家級、省部級項目，然后再加倍獎勵。這樣致使有些學科每年經費都很多，但有的真正需要常做調查的學科，恰恰又沒錢。

對張蘊嶺的觀點，李捷委員頻頻點頭。他所在的求是雜志社就面臨著尷尬。這次，中央推行事業單位的公車改革，基本是參照機關單位。但專業技術職稱如何往行政級別上套，讓李捷頭疼了一把。請教人社部，回答是根據單位自己情況定，“我們沒辦法，就自己擬了一個報上去，不知能不能通過。”

李捷認為，現行的科研制度管理總體建立在防范和“卡”的基礎上。“我贊成對官員要‘卡’，因為他們手里有行政權力，需要制約；但搞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有什么權力？當然，我們要輔之以誠信制度體系。如果哪位學者出現公款私用，巧立名目，就降低他的信用度。”

對于科研管理這個詞，劉白駒委員是有些想法的。“就是解決科研人員在經費或其它問題上的困惑嘛。”他再三斟酌，覺得換成 “科研服務”或“科研輔助”好一些。 他回顧，30年來，我國不乏很多好的經驗做法。例如對某些人文學科來說，項目完成或接近完成后再資助更適合。

除了找發票、算錢外，現在科研人員的很多時間都用在給自己攢分、為別人打分上，因為考核體系如此。“這樣評價不科學。哪個學者優秀、哪部著作好，通過學術研究中的評價和同行專家的使用和傳播，大家心里很清楚。”

劉白駒認為，現在的評價體系還有一些誤區，例如請外行進行綜合性評價。從管理學理論來看，離被評價的對象越遠越公正。但是搞社會學的評不了法學，法學也看不懂社會學，往往沒法打分。

此外，王子豪、侯欣一、饒戈平等委員紛紛發言，就“明確智力報償；鼓勵政府、企事業單位購買科研成果，發揮社會科學服務決策、服務社會的作用；針對不同性質的研究工作，按照分類管理的原則，采取不同的資助辦法；加強科研經費績效考核，提高科研成果質量……”等話題提出建議。他們認為，應該尊重科研和學術規律，還科研和學術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