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詩歌圈火爆，某詩人坦陳“近兩年幾乎沒有讀過紙質詩歌讀本”

“父親啊，你的幸福是一層褐色的麥子皮/痛苦是純白的麥子心/我很滿意在這里降落/如一只麻雀兒銜著天空的藍穿過。”時下，這類精短“微信體”的詩在朋友圈流傳，引來陣陣感嘆噓唏和接龍和……話說多年埋首苦思冥想詩句的眾詩人猛一抬頭，發現一夜之間余秀華的火已經遠遠超過自己大半生甘于寂寞的努力。于是，曾經對微信這種熱鬧不屑一顧的詩人們紛紛轉向，微信玩得飛轉，各種微信詩歌圈子得以聚攏、激發，詩興隨之大發，呼啦啦一天發布幾首乃至上十首詩歌。

網名為“鄉土詩人”長沙某詩人同時加入了好幾個微信詩歌圈，“最大的一個詩歌圈子聚集了近萬人，每天發送詩歌幾乎上萬首，即使到了深更半夜，微信的提示聲仍不絕于耳，我用兩臺手機還搞不過來。” “鄉土詩人”坦陳，近兩年幾乎沒有讀過紙質詩歌讀本，“微信平臺上的詩歌都讀不過來，哪還有時間靜下心來去讀書？”

另一位網名叫“秀達”的長沙女詩人說，她現在的閱讀主要通過微信，“在微信平臺上，的確有些好詩歌，但不得不承認，大量的卻是平庸之作”。“秀達”認為，在微信對詩歌的影響中，去權威化、民主化等詞匯也被人們津津樂道，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2015年工人詩歌群體的涌現。“這個現象就像余秀華的效應一樣，病毒式催生了詩歌微信平臺的活躍。”

與過去詩歌經由官方詩歌媒體期刊發表，繼而受到認可的單一途徑相比，沒有門檻、更適合底層“草根”的微信詩歌平臺的出現，讓選擇和評價標準變得更多元了。“以前，我一年只可能寫三五首詩歌，現在差不多是每天一首。”“鄉土詩人”稱，詩歌類微信大號作為另一個詩歌匯聚所，催生了新的詩歌認同和詩歌評價標準，再加上微信平臺評論功能的開放，詩歌的朗讀、寫作、投稿和評論也變得更便利，這些都很大程度地提升了人們對詩歌的參與度，“微信成了詩人們比拼和展示的一個超大平臺”。

80后90后風行寫詩，微信詩歌平臺給詩歌帶來新的變化和機遇

湘籍詩人、《詩刊》雜志副主編李少君認為，“微信詩歌熱”中，“草根”詩人的崛起讓人眼睛一亮，這說明當代詩歌深入人心，成為許多普通人抒發情志的方式。另外，由于教育普及，女性獨立意識和自由度提高，女詩人越來越多，女性詩歌寫作空前活躍，占據詩壇半壁江山。新媒體這種掌上創作、閱讀及互動方式，使寫詩突然成為80后、90后的一種時尚，寫出來的作品可以迅速得到廣泛傳播。

“糊幾個限制詞/就把一個熱切的名字掛在墻上/讓它在冰冷中痛徹心扉/在歲月的雨刮器里洗。”這是90后長沙女大學生張佳羽的詩，她借助微信平臺，幾乎每天推出一首。現在，她的詩歌獲得紙質媒體青睞，常有詩歌在報刊上露臉。北京某著名文學雜志詩歌編輯告訴記者，“傳媒話語膨脹時代”的微信平臺因為取消了審查和篩選、甄別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詩歌多元化發展，不同風格和形態的詩歌冒出來，另一方面又進入到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失范狀態……就當下詩歌來看，寫作者、評論者和傳播者的表達欲望前所未有地激發出來，“自由寫作”、“民主寫作”、“非專業化寫作”正在成為新一輪的詩歌創作標簽。

這位資深詩歌編輯做過調查，現在，活躍在中國的“微信詩歌”平臺數以萬計，“初步估計，全國微信詩人不下千萬計”。在微信詩歌平臺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為你讀詩”，它的勝出法則就是邀請各行各業的精英來參與讀詩，其中不乏具有廣泛明星效應的汪涵、李健、姚謙、陳建斌等人。

事實上，文化傳播公司作為“詩歌公號主人”，采取這些極富傳播策略的做法，它的核心仍然是市場利益，而非詩歌價值。因此，這些特征也可以更多地看成是商業手法，背后有著一整套非常精密、理性的對傳播市場和商業價值的精算和考量。詩歌的傳播效果以及閱讀效果從來都不可能和詩歌質量畫等號。“正因如此，長久以來的詩歌寫作和大眾閱讀之間的隔膜，只能說是被緩和了，而不能說是被解決了。而微信詩歌平臺快速的、規模化的冒起，事實上還可能是進一步撕裂了詩歌共識。微信平臺的出現確實為詩歌的寫作、閱讀和評價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和機遇。”該詩歌編輯道。

熱鬧中潛伏危機，“著名詩人滿天飛，著名詩歌不見蹤影”

“打開微信，軟綿綿、甜膩膩的心靈雞湯的日常小感受、身體官能體驗的欣快癥、新聞化的現實仿寫以及膚淺煽情的美文寫作和率性而為的詩歌大有流行趨勢。”“秀達”說：“讀多了‘雞湯文’和‘微信詩歌’，反倒感覺腦子里空白一片。”

李少君深感微信詩歌熱鬧中潛伏危機。大家普遍公認的好詩很少，有人因此開玩笑說，著名詩人滿天飛，著名詩歌不見蹤影。這是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再具體到詩歌本身，當代詩歌的美學面貌模糊，有強烈個人風格和美學風范的詩人非常少，這就使得當代詩歌在表面很熱的虛火中，暗藏著泡沫化空洞化，虛無縹緲，下不接地氣，上沒有高度。“一個個盛況空前的詩歌朗誦會，最終變成了徒有消費形式的奢靡夢幻盛宴。”

李少君呼吁，“微信詩歌”作為一種新現象需要時間的檢驗，需要進一步觀察、辨析和評估，但是就已經產生問題和效應來看，也需要及時予以疏導和矯正。微信詩歌話語的自身法則使得點擊量、轉載率的攀比心理劇增，也進一步使得粉絲和眼球經濟在微信詩歌中發揮了強大功能。

詩歌生態的功利化和消費性特征更為突出，而“以丑為美”、“新聞效應”“標題黨”、“搜奇列怪”、“人身攻擊”、“揭發隱私”的不良態勢不可控地泛濫，其中文化垃圾、意見怪談更是層出不窮。即時性的互動交流也使得詩歌的評價標準被混淆，寫作者和受眾的審美判斷力與鑒別力都受到媒體趣味和法則的影響。“好在寫詩歌的人遠遠要多余讀詩歌的人，也許熱鬧過后就會趨于理性和平靜。畢竟文學呼喚的還是理性，應在熱鬧中保持一顆平常心，少去湊一些熱鬧，多一些時間安安靜靜地寫作。”

“微信寫作虛榮心”膨脹，微信是詩歌的“救星”還是迷幻劑

“草枯了，草的淚水也枯了/而我的淚還像小溪一樣飽滿、清澈/因為我不曾懷恨，我看見青草枯了/我看見大地漸漸變涼，而我也有衰老的心愿。”一直活躍在北京的湖南籍詩人周瑟瑟曾是“微信詩歌”平臺的執著推廣者，但時間長了，他發現微信這一“寫作民主”的交互性平臺已經催生了“微信寫作虛榮心”。“很多人認為只要擁有了微信就擁有了自己的話語權，甚至滋生出了偏執、狹隘、自大的心理。” 電子化的大眾閱讀對詩歌的評價標準和尺度也有影響，受眾對微信新詩和新媒體詩歌的分辨力正在降低。周瑟瑟最近在多個場合表示，如何對好詩進行甄別并推廣到盡可能廣泛的閱讀空間，如何對新媒體時代的詩歌作出及時有效的總結和研究，“成了當下詩歌生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與難題”。

“我統計了一下，去年一年，長沙大大小小的詩歌活動不下上百場，僅‘詩歌春晚’就舉辦了三場。”“鄉土詩人”說，去年一年，長沙每周平均有2-3場詩歌活動，詩人采風、詩歌研討與朗誦、詩集發布以及各種跨界的以詩歌命名的公益與商業活動，低調的高調的，叫好的不叫好的，鋪天蓋地。而且，詩歌活動的傳播比其他任何活動都更為便捷、有效。“方興未艾的微信、微博，天天都在推送可供閱讀與聆聽的詩歌，林林總總，風格各異，早起讀一首，睡前聽一首，已經進入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一種漸行漸近的文化形態，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值得點贊的。但是我想說的是，越是熱鬧，越是需要去偽存真，越是需要對中國詩歌保持一種敬畏。”

周瑟瑟說，在“微信詩歌”瘋狂的情境下，詩人要么迎合大眾，緊跟時代潮流，寫一些追求快感和噱頭的詩歌；要么像北島那樣，大加批評，認為“新媒體所帶來的新洗腦方式，漢語在解放的狂歡中耗盡能量，而走向衰竭，詩歌與世界無關，與人類的苦難經驗無關，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機更可怕”。而那些既不迎合、也不抗拒，專心致力于詩藝創造的詩人，則依然會被置放在一個不相關的平流層，很少有機會被納入大眾傳播。故而，周瑟瑟認為，將微信視為詩歌的“救星”或許為時過早。（范亞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