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得蔣介石召見

半年影響一生。派駐延安的經歷，改變了徐佛觀的人生命運。

從延安返回重慶，徐佛觀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現出對時局的深深憂患。當初由康澤授命，回來后當然首先向他復命。沒想到這次見面，卻是“彼此非常不愉快。我告訴他，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他聽了更不以為然”。(《中國人的生命精神:徐復觀自述》，第66頁。)多年過后，他對此依然耿耿于懷。“回到重慶后，我和當時負有較重要責任的人談天，認為國民黨若不改建為代表社會大眾利益的黨，共產黨即會奪取整個政權;而對付共產黨，決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爭的技術問題。當時聽我這種話的人，都以為我是神經過敏，危言聳聽，有一位先生還和我大吵一架。”(徐復觀《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知音難求，一腔熱情也難免松懈頹唐。這時徐佛觀借住在重慶的南方印書館，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紙牌，等船東下，與妻子會齊，以遂還鄉隱居之愿。

正在這段極度頹唐無聊的日子里，經鄉賢陶子欽引薦，徐佛觀拜見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的何應欽，一位親和樂易、對其陳述聽得津津有味的國民黨要人。靜靜地聽完后，何應欽問:“你還到延安去嗎?”

“我最近就回鄂東。”徐佛觀冷靜地回答。

“有什么任務嗎?”“回去種田。”

最后何應欽給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東，等幾天好了。”

徐佛觀仍然回到嘈雜的南方印書館，狐疑不定地等待著命運的召喚。不久，就接到電話通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最高長官蔣介石定于當日下午五點在曾家巖約見。按時到達委員長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員長報告，最好不要超過五分鐘。徐佛觀由小客廳走進大客廳，委員長已經站在那里。“我第一個印象，他的威嚴也趕不上陳辭修 (陳誠，引者注)先生，當答復問題時，總記著五分鐘的時間限制;但實際，他要求我談了好幾個五分鐘，并要我寫個書面報告。”何去何從，還在猶豫之中，徐佛觀沒有馬上動筆。1943年11月17日深夜十點鐘，徐佛觀突然接到曾家巖通知，委員長立刻召見。原以為是延安方面發生了什么重要問題，需要征求徐佛觀的意見。實際上，是蔣介石忙于安排各項工作，次日一早飛赴埃及參加開羅會議。“但見面后，只問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鉛筆來寫三千元的條子給我，叫我不要離開重慶。我出來后，覺得有些奇怪，送點錢給我，不是需要緊急處置的事情。”三天之后，從新聞里看到蔣介石飛赴開羅的消息，徐佛觀才明白原來是委員長臨行前的特自安排照拂。“這一點，倒確實令我感動，便打消了回鄂東的念頭，拿起筆來寫他所須(需)要的報告書。”

其實，此前徐佛觀寫過多份觀察報告，直接復命的是康澤方面，可能始終沒有到達最高領導層。康澤后來回憶說:“我提請派徐佛觀去做八路軍總部聯絡參謀。徐佛觀，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他擔任這個職務大概有兩年或更長一點。曾先后回重慶述職三次，還有比較系統的報告書。他有一次報告共產黨的整風運動，蔣介石曾把他這個報告書批交高層反共決策機關‘聯合會報，印發參考，并約他見面。1943年冬的一次綜合報告，涉及了陜北黨、政、軍各方面的情況和意見。蔣介石很贊許他這一個報告書。”這是康澤晚年的回憶，在一些具體時間、事件上明顯有誤。徐佛觀被派駐延安總共只有半年時間，很可能是把其他聯絡員的事串聯到這個聯絡員身上了。但由此可以證實，徐佛觀擔任駐延安聯絡參謀期間，肯定寫過不止一份觀察報告，不過只有最后這一份直接遞交蔣介石，得到重要批示，受到應有的重視和珍惜。

1943年底，徐佛觀被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辦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縱又把委員長要求調用徐佛觀到侍從室第六組工作的手令拿出來。徐佛觀擔心自己一個鄉下人，忽然進入最高統帥的侍從室適應不了環境，還是選擇了留在參謀總長辦公室。1944年，徐佛觀隨何應欽出任陸軍總司令駐節昆明一個月，未能發揮什么作用，回到重慶后，正式進入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工作。“我因此有機會領略到當時政治中堅人物的風采、言論。我讀過不少線裝書，也讀過相當多的社會科學這一方面的書。我不了解現實中的政治和政治人物;但我了解書本上的政治和政治人物，尤其是我常常留心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之際的許多征候和決定性的因素。這便引起我有輕視朝廷之心，加強改造國民黨的妄念。我為此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提出具體的意見。”其主要內容是認為國民黨的組成分子，已經完全是傳統的脫離了廣大社會群眾的知識分子。

“這種知識分子，只有爭權奪利才是真的，口頭上所說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因此，要以民主的力量打破當時的幾個特權圈。要以廣大的農民農村為民主的基礎，以免民主成為知識分子爭權奪利的工具。一切政治措施，應以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為總方向、總歸結。”(徐復觀《曾家巖的友誼——我個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斷》) 蔣介石非常看重這些報告，在閱讀過的報告上留下許許多多的圈圈杠杠。

遠離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期間，蔣介石調任徐佛觀為總裁隨從秘書，會議期間跟隨蔣介石左右。這時，徐佛觀認定自己的命運已經深深地與國民黨政權捆綁在一起了，但實在不甘心就此與一灘污泥濁水相廝混。

在一個黨風不正、政風不廉的政治環境下，不能泯滅自己的道義良知，努力去做一個清官的成本代價，有時候遠遠超過去做一個貪官和昏官。徐佛觀非常清醒的是，他勢必與這個政權同運命，再無歸隱的可能。這有儒者以死相報知遇之恩的真誠愚忠。同時，他又看透了周圍的人們，“寧愿以片刻權力的滿足，不惜明天的碎尸萬段的天性”，還談什么改革創新?心里隱隱約約的希望是期待國際局勢的變化，卻又渺不可期。能不能轉行到學術界，看那里還有些什么人才?

此前的1944年春，徐佛觀住重慶南岸黃角坳時，為同鄉學者熊十力的學問所吸引，并得緣拜訪先生，受到學問上的心靈震撼和感悟。“自民國三十年(1941年，引者注)起，對時代暴風雨的預感，一直壓在我的精神上，簡直吐不過氣來。為了想搶救危機，幾年來絞盡了我的心血。從三十三年(1944年，引者注)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黨政軍人物，我大體都看到了。老實說，我沒有發現可以擔當時代艱苦的人才。甚至不曾發現對國家社會，真正有誠意、有愿心的人物。沒有人才，一切都無從說起。”這種無從說起的末世的悲哀，是無可言喻的。

1946年，徐佛觀隨著國民政府復原搬遷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辭呈，退出國民黨政權的政界圈子。他從蔣介石那里得到一筆錢，然后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創辦一份純學術月刊《學原》，自1947年創刊，至1949年停刊，共出三卷。他自己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一篇自己的文章。從大陸逃亡香港，徐佛觀改名徐復觀，又從蔣介石那里獲得九萬港幣的經費，于1949年5月創辦《民主評論》雜志，為1950至1960年代港臺地區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個主要輿論陣地。

從官場到學界，局勢動蕩，人生地疏，生民多艱。徐復觀曾一度生活無著落，只得賣掉心愛的書籍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1952年應約到臺中開始擔任教職，才逐漸有了轉機。此后，徐復觀以讀書、教書、著書為終身職業，并成為新儒學重要代表人物。

他認為，近代中國貧窮積弱，國際上不斷遭受欺侮，國內政治紛爭，戰爭頻仍，社會混亂，人心浮躁，其病癥根源都是中華文化危機。要讓每一個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體面尊嚴的生存可能，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覺，從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開辟出能夠化解現代化生活危機的中國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揚中華文化來拯救中國社會和現代人生。

這是一位與共產黨政治立場完全相對立的值得敬佩的反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