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由于家庭環境的影響，我的父母都是小學教師，母親還是唱游教師，年輕的小知識分子，能歌善舞，喜歡吟詩作詞，我自己從小也愛唱、愛跳、愛說，在小學（難童教養院）里經常參加節目表演，到了初中高中就正式參加高班排演的戲，如《重慶二十四小時》，他們教的都是當時盛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系。后來我考入了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藝術教育系戲劇專業的時候，老師教的就更是斯氏體系的內容。四年本科，當時培養的目標是戲劇通才，除普通課程外還要學習藝術論戲劇概論；名著選讀、中國戲劇史、西洋戲劇史、導演學表演理論、舞臺裝飾論、樂理，還要學習導演分析、舞臺美術設計、表演技巧、排練戲劇片斷。每個人不僅能演角色，還要做導演分析、舞美設計，各種知識觸類旁通，讓我得益匪淺。當然每個人的興趣各不相同，鉆研的角度也就不一樣了，拿我來說更喜歡表演，上聲樂課、學舞蹈、排戲、做形體技巧練習，而對理論分析的課程興趣就淡一些。在我們入校的第一學期排演的學習劇目就是夏衍先生的《愁城記》，這個戲未排完，可是我至今不忘。

方掬芬

后來我們又排《雷雨》，那時候繁漪是著名作家柯巖（當時叫馮成保）來演的，我演四鳳。我覺得這一切都非常有趣有意思，這個戲還在我們學院電化教育系的電臺上播出過。

1949年蘇州臨近解放前夕，這個電臺還起了很好的作用，進步同學每天夜里都去抄新華社的戰報，然后用大字報貼出來，新聞系還出了一份《新社會報》，很多進步同學和老師寫文章在上面發表，同時學院還出現了很多文藝社團如“藝術教育學會”、“戲劇教育學會”、“新聞學會”、“民間歌舞研究會”、“TNT合唱團”。我參加了后兩個團體，唱解放區傳來的歌，跳民間舞，蘇州一解放，三野文工團就演出打腰鼓歌劇《血淚仇》、《白毛女》。我們都如饑似渴地去看，去學習，看得我們目瞪口呆，看得我們贊不絕口，我們知道這是進步文藝，要好好學習。

方掬芬（右二）飾演《報童》中的蛐蛐

1949年7月4日，我們幾個同學一起由華東團工委保送北京，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參加革命工作，直屬團中央。領導為了培養鍛煉我們這一批年輕學子，除了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新民主主義論》等，還將我們分成兩個小分隊，一隊是“青年文化服務團”，到江西、延安等老區去服務，另一隊是“青年文化列車”。我本人和大學的幾位同學，柯巖、王正、陳剛、陳創洛參加了“青年文化列車”，沿鐵路線為工人、鐵道兵、家屬，孩子們演出。沿途還要下工廠，深入鐵道兵，向當地民間藝人學習民間藝術，采訪，學習十三大轍、編小節目等，總之是深入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學習鍛煉。

一直到抗美援朝開始，我們的列車開到鴨綠江邊的丹東、圖們以及沈陽、長春，赴戰地服務。但是女同志不讓過江，只有少數搞創作的同志過江去了。這一年的經歷的確讓我們獲益良多，并且終生受益，但是在我內心深處，總盼著何時能排演像我過去學習的“大戲”———劇場藝術。這一天終于來到了，結束在東北的工作以后，領導讓我們回北京，總結赴朝演出，劇院要整編，迎接新的任務。當時青藝排了一個歌頌老干部的大戲叫《在新事物面前》。里面有一場是寫老干部療養院的一個場面，其中有一群護士，我也被分配了一個小護士的角色，高興極了。雖然戲的分量不多，也只有幾個過場，我仍然非常高興。穿著潔白的護士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熱情洋溢地上臺演出，自我感覺絕對良好。可是第二天，我聽說觀眾中有人反映，“好倒是好，就是這些護士像一群托兒所的娃娃跑來跑去”。針對我還提出了洋氣，缺少工農兵氣質，有小資情調等意見，這下讓我的情緒一落千丈，決心請求組織換工作，別耽誤了光陰，還來得及。

正在這個坎兒上，劇院要成立一個附屬兒童劇團，決定將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調到那兒去工作，建團的頭一個劇目是《灰姑娘》，導演是在蘇聯學習了9年的非常有才能的孫維世同志。我還知道她是烈士的女兒，是周總理和鄧大姐的義女，是由延安去蘇聯學習的，她回國來參加建設新中國。我從小道消息知道可能讓我和徐小慧同志共同排演灰姑娘，我簡直心花怒放了，可是沒想到還沒高興夠哩！這個戲當時被認為“有點階級調和論的色彩”，《灰姑娘》換成了蘇聯童話劇《小白兔》。我和徐小慧同志由演灰姑娘一下子變成了演兔子AB角。這可真要命了；我只會演人，這動物咋演？再一看人物造型圖，更是哭笑不得，頭上戴兔帽子，還得有一對長耳朵頂在上面，看到自己化裝以后在臺上的模樣真有些哭笑不得。還有一點更難辦，導演要求演動物的演員每個角色都要擬人化，要有性格，同時還要有每種動物的外部特點，要舞蹈化，要摸爬滾打，還要唱歌，要有藝術形象，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莫大的挑戰。

孫維世導演在排演過程中做了很多演戲的啟蒙工作：她讓我們演動物的，首先要人格化，同時要有各種動物的外部特征、舞蹈化的形象；她還把我們帶到西山小樹林子里去體驗生活。我和徐小慧同志共同養了一只母的大灰兔子，每天喂它吃東西，觀察它的行動、舉止。可是等到導演叫我上去排演時，我還是手忙腳亂的，不知如何是好，一點自信都沒有，再想到臺下觀看的人我恨不得立刻逃跑，自我感覺真是糟透了。每天早上導演一進排演場時，一群可愛的小動物奶聲奶氣親熱地喊道：“導演早！”我就喊不出來，覺得自己是大人了，實在不好意思。到了試裝的時候，一個個小動物，穿好服裝化好妝，在燈光照射下可愛極了，我卻不自覺地躲到一張屏風的后面，后來孫維世導演發現了，一把把我拉到燈光下說：“啊！原來這還躲著一只可愛的小兔子哩。”仔細端詳我的造型后，對副導演和化妝師說：“你們看她多像孩子啊！”我很感謝她當眾鼓勵我，同時也想到我都是小青年了，還被人當成孩子，覺得難為情。

有一天下午排完戲，孫維世導演要找我談話，她當時住在東單三條中間的紅磚房子里，我們排演地點在東單的兒藝排演場里，先是我送她，后來又反過來她送我，這樣來回走了好幾趟。她親切真摯地對我說：“作為一個兒童劇演員來說，你的條件是很好的，你化裝以后非常像孩子，比他們還像，要有信心，只要努力是能演好的。”她還向我解釋，在專業兒童劇院扮演兒童形象的演員應該是成年演員，她們是藝術家、教育家，非常了解兒童心理和他們的生活，能創造各種不同性格的兒童形象，真的兒童就沒有那么多的生活經驗和藝術經歷，他們只能演和自己相似的角色，其他內在較深刻復雜的形象就困難了。再說他們年紀小，一切都未定型，要上學，他們還要長身體，變嗓子，你辛辛苦苦培養他半天，過兩年他長個子了，變聲了，就不能演孩子了。辛辛苦苦地奮斗了半天，結果不能用了。表演藝術經驗要不斷總結，兒童戲劇藝術也一樣，需要條件適合的成年演員、表演藝術家來演。人們不了解，為什么要女演員來演孩子呢？因為嗓子和個頭都適合。她還介紹了在蘇聯兒童劇院看戲的情景，“在臺上都是活潑可愛的小女孩、小男孩，活蹦亂跳，惟妙惟肖，可愛極了”。觀眾以為是一群真的各種各樣的孩子，可是到后臺看卸了裝的孩子們，一個個都是成年人，有的甚至是頭發已白的老奶奶，他們終生熱愛這個事業，孩子也非常喜歡他們。

經過和導演的這一番談話，我內心深處受到震動。這是對我進行的兒童劇的啟蒙教育，我總是懷著一種圣潔的理想來想到這一切。于是我努力學舞蹈，練形體，練臺詞，一招一式都向我的少年伙伴學，看資料、畫片、電影，平常到學校少年室多和孩子們交朋友，了解他們。正如周總理要求的，要先做他們的學生，然后做他們的先生。后來，我扮演的小雌兔也和觀眾見面了。我也越來越喜歡這個戲和扮演的角色了。

今天回過頭來想一想，我在兒童劇里扮演的動物形象是不成功的。正當我處在毫無信心，打算改行的時候，又一次遇到了伯樂，使我在這失敗的起點上邁出了我終生事業的第一步。當時我對自己是毫無信心，創作感情非常脆弱，自尊心又強，羞于扮演孩子。如果遇到位粗暴的對兒童戲劇缺乏了解的導演，他隨便給我一句挫傷自尊心的話，或表示出“她根本不行”，甚至于“撤換吧”這樣的態度，也許我就真的不干了。在人生的抉擇關頭，需要智者的指點和鼓勵，需要熱心者拉我們一把，扶我們一程。

孫維世導演的啟發、關懷和鼓勵，不僅使我有勇氣登臺演出，還使我樹立了一生向往追求的目標。我很慶幸也很感激！孫維世導演了新中國成立后首都舞臺上第一部優秀的兒童劇《小白兔》在全國范圍內放映。我們赴朝慰問時，還由上海福利會兒童劇團帶到朝鮮慰問志愿軍和朝鮮人民和孩子們。當年看過《小白兔》的觀眾，而今也已經都步入老年了。而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切，總是會懷著感激和愛想到這一切。

（作者系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第一代兒童劇表演藝術家、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榮譽院長，本文發表時有刪節，題目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