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進，向前進，戰士責任重，婦女冤仇深……”年近八旬的白淑湘坐在天橋劇場的觀眾席上，目光透過鏡片望向舞臺，仿佛穿越五十多年的歲月屏障，滿眼都是自己青春時的光與影。

白淑湘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還沒走進位于北京南城的太平街三號院，耳邊仿佛就已響起“向前進，向前進”的音樂，腦海中則是女兵“颯爽英姿五尺槍”的優雅儀態。古樸的蘇式建筑上浮著六個鎏金大字——中央芭蕾舞團，宣告著這里的與眾不同。

兩扇鐵門分開兩個世界。鐵門外是北京南城喧囂的車水馬龍。從這里往東1000米，就是老北京最熱鬧的地界——天橋。

鐵門內則悄無聲息。推開大樓的玻璃門，你可以聽見鞋尖兒摩擦地板的聲響，學員均勻的呼吸聲，與外面的喧鬧相比，這里仿佛是另外一個世界。

白淑湘（中）正在排練《紅色娘子軍》。

時光回轉到1958年的那個夏日，天蒙蒙亮，北京舞蹈學校（中央芭蕾舞團實驗芭蕾舞團前身）五年級的學員白淑湘就來到了教室。雖然已經接受了四年的專業培訓，打下了扎實的舞蹈根基，但是面對蘇聯專家的嚴苛要求，她和同學們不得不從頭學起。

白淑湘和同學們做完了壓腰、壓腿等基本功，蘇聯著名芭蕾舞編導彼得·古雪夫才手指夾著香煙款步走進教室。坐定后，他用煙頭點燃一支熏香，插在桌上。

白淑湘開始“拿大頂”，就像戲班里練得那樣。熏香在空氣中彌散、上升。汗水沿著她的身體往下匯流、滴落。只有待香燃盡，白淑湘才能恢復正常的站姿。滲入地板的汗水和融入空氣的香氣，記錄了這里發生的一切。

《天鵝湖》劇照，白天鵝奧杰塔（白淑湘飾）與王子（劉慶棠飾）的雙人舞。

從二月的嚴冬到六月的酷暑，整整四個月時間，為了排演世界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古雪夫帶領他的中國學生們加班加點進行排練。“再來一次，再來一次。”每當累到極致，外國專家的這句話，總會讓白淑湘重新鼓足干勁。

“排練時每個動作都熟透了，上臺才不會出錯。”這是古雪夫經常說的話。《天鵝湖》一共有四幕，要演兩個多小時，沒有足夠的體力是不行的。

那時候，趕上了“除四害”和“打掃衛生”的活動。“除四害”，就要上房檐去抓老鼠；“打掃衛生”，就要上窗臺去擦玻璃。有一天早上，古雪夫看到白淑湘在窗臺上擦玻璃，馬上就急了，找到學校領導問：“你們要培養的是擦玻璃的白淑湘，還是演白天鵝的白淑湘？”

《紅色娘子軍》老中青三代的五位瓊花的扮演者齊聚一堂（左起）：白淑湘、李寧、張劍、馮英、薛菁華。CFP

在劇里，白淑湘一人分飾白天鵝、黑天鵝兩角。她把黑天鵝比喻為京劇中的刀馬旦，把白天鵝比喻為青衣。黑天鵝妖艷、嫵媚，氣質上有誘惑力，因此要練力度、耐力；而白天鵝奧杰塔則是截然不同的輕柔與美，展示一種抒情的、柔和的內在功夫。

“我之前連《天鵝湖》的電影都沒看過，但是那時候也不懂害怕，就憑著一股沖勁。”白淑湘說，她和其他小天鵝日夜苦練，白襪子變成紅襪子，腳和鞋粘連在了一起，她就到食堂拿一個生雞蛋，用雞蛋膜貼在傷口上，晾著睡一夜，第二天繼續練。

腳尖磨破了，一層層結痂，最后形成厚厚的繭。腳趾甲脫落，新趾甲蓋由軟到硬，慢慢向前生長，再脫落……從疼痛難忍，到麻木不仁。“那是只有芭蕾舞演員才能明白的滋味。”白淑湘說。

在長期高強度的訓練下，白淑湘的二拇腳趾發生骨裂。《天鵝湖》第三幕，有一個黑天鵝單腿原地連續旋轉32圈的動作，白淑湘上課練，下來也練，為了保持技術的完整，一次要練70多圈。因為容易轉偏，她就用椅子圍成一個圈，在里面轉。

她把腳練壞了，半腳尖立不起來。有一段時間，白淑湘下午去積水潭醫院打封閉，晚上回來再接著排練。

到了正式演出的這一天，下午在天橋劇場彩排，演員們中午便來了，她們把小白紗裙縫好，放在一邊，躺在后臺的毯子上休息。1.2元的票價，幾乎是當時普通家庭一個星期的菜錢。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徹夜排隊，就是為了親眼見證中國版《天鵝湖》的誕生。

晚上7點，演出準時開始。出場前，白淑湘對自己說：“不要想我是白淑湘，我要去演白天鵝，就想我是白天鵝。”當然，她也擔心舞蹈技術是否過關，腳尖千萬別滑了，別摔了……

大幕拉開，樂聲響起，白淑湘忘記了緊張，傾盡全部情感，演出了新中國第一只白天鵝奧杰塔。

掌聲雷動，大幕拉起又打開，一只只美麗的天鵝在臺上謝幕。臺下，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以及蘇聯專家和觀眾為演員們拍手叫好。

這一天是1958年6月30日，這一年白淑湘19歲。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我曾夢想著很多種登上舞臺的方式，穿著美麗的服裝站在舞臺上表演，在我看來是件特別美妙的事。”白淑湘實現了自己童年的夢。

白淑湘的父親是國民政府的一名軍官。她從小就和姐姐隨父親工作調動而四處轉學。小姐妹的文藝細胞比別人多一些，因為是從北方來到南方，普通話比當地人講得好，白淑湘的語言天分很早就被激發出來。她還記得，小學時曾和姐姐一起參加朗誦比賽，她講了牛頓的故事，還得了第一名。

在沈陽讀書時，白淑湘經常去東北人民劇院觀看演出。當少年兒童劇團的小朋友們系著紅領巾、穿著統一的演出服、邁著整齊的步伐走進劇場時，白淑湘被迷住了，“太美了，這樣的生活會給我一種榮譽感。”她情不自禁地想成為其中一員。

白淑湘并不認為自己具備很好的先天條件，無論是身材還是形象，她都不是老師眼中的重點培養對象。但是她肯吃苦，“練功的過程，就是一個又一個挑戰身體極限的過程，長期堅持下來，身體就會發生驚人的變化。這種每天通過努力去接近目標的生活很讓人著迷。”

1952年，白淑湘如愿進入東北人民劇院學員班，一邊上課，一邊參加各種演出，“很累，卻很充實”，在這里，她找到了實現夢想的途徑。

白淑湘塑造的第一個舞臺形象是一只純潔可愛的小白兔。

1953年，白淑湘作為劇院年齡最小的演員，跟隨賀龍將軍赴朝鮮參加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的演出，純潔可愛的“小白兔”給戰士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戰地演出，雪地就是舞臺，夜空就是背景，一盞煤油燈就是燈光。戰士們真誠的笑臉在我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一個道理，藝術并不一定都是陽春白雪。而一個藝術家也并不是只有站在聚光燈下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

因為有著豐富的表演經驗和專業素養，14歲的白淑湘被招進了新成立的北京舞蹈學校，從此與芭蕾舞結緣。

“向前進，向前進”

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1964年，白淑湘經歷了中國芭蕾舞事業的黃金階段。從《天鵝湖》之后，中國開始大量排演經典芭蕾舞劇目，而她也在近十部古典芭蕾舞劇目中擔任了主要角色。全國青年委員，全國勞動模范等榮譽稱號接踵而至，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幾乎都看過她的演出。

1964年，文藝界創作了很多現實主義作品，京劇等各個劇種都有新劇目，《紅燈記》那時候也融入了交響音樂。

芭蕾舞自然也不能落后。

“娘子軍穿上腳尖鞋，站起來拿著槍刀，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題材也很好，瓊花從奴隸到戰士，再到指揮員，繼續革命。”對白淑湘來說，當時中國芭蕾舞中最成功、影響最大的就是《紅色娘子軍》，它堪稱芭蕾中國化的標志。

而這部代表中國芭蕾舞最高水平的藝術作品，它的誕生卻并非易事。

1963年11月，周恩來在觀看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團演出的芭蕾舞劇《巴黎圣母院》之后，對編導蔣祖慧（丁玲女兒）等人說：這幾年你們演了不少外國名劇，學到了不少東西，但也不能老是跳王子、仙女什么的，外國真正好的舞劇也不多，排完了怎么辦呢？你們能不能在這個基礎上搞點革命化、大眾化的作品？當然，芭蕾舞是一種外來的藝術形式，一開始就完全民族化存在困難，你們能不能先在題材上革命化，然后再過渡到民族化，先編一個外國革命題材的芭蕾舞劇，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林默涵對周恩來有關芭蕾舞創作的設想非常重視。1963年12月，他邀請當時的中央歌劇舞劇院院長趙沨、北京舞蹈學校校長陳錦清以及中央音樂學院和舞蹈家協會、芭蕾舞團的專家們在北京開了一個創作會議。他在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后，提出自己的設想：我們不熟悉外國的生活，不如大膽一點，創作一個中國現代生活題材的劇目。

林默涵的一席話，給了編導們莫大的啟迪，大家七嘴八舌議論開了。討論中，林默涵建議：改編《達吉和她的父親》，這個本子我看不錯，故事很感人，反映了民族團結，而少數民族舞蹈豐富，服裝也好看。芭蕾舞團編導李承祥發言時說：這個題材固然不錯，但服裝上或長裙或短袖，芭蕾舞恐怕不好表演。我和蔣祖慧、王錫賢幾個編導正在考慮改編《紅色娘子軍》，已有一個初步構思。

林默涵一臉興奮：那好呀！娘子軍的故事片，反應很好，家喻戶曉。影片主題歌也很動聽，我看可以考慮。

大家紛紛表示贊同。林默涵當即拍板：將電影《紅色娘子軍》改編成芭蕾舞劇搬上舞臺。

作為當時中國最知名的芭蕾舞演員，白淑湘自然入選舞劇的主要陣容。1964年2月，為了更加深入刻畫紅色娘子軍的形象，創作組一行十人從北京到海南島體驗生活。

劇組途經廣州，還專程拜訪了電影劇本的原作者梁信，梁信得知自己的作品即將被改編成芭蕾舞劇，十分高興，還主動寫了一個舞劇大綱供劇組參考。

拜訪完梁信，他們到湛江坐船去海口，白淑湘一路上吐得昏天黑地。20世紀60年代的海南還是一個偏僻的小島，路很不好走。他們乘坐一輛中型吉普車，一路奔波。

“我們住的是戰士的營房。早上，跟戰士一塊站著吃飯，吃完以后就去訓練。我手槍打得還不錯，經常打出十環。大熱天，身上全是汗，就這樣練了一個多月。”白淑湘說。

在海南，婦女們不僅挑水種地，而且扛槍負重。看到這些，吳瓊花的形象漸漸在白淑湘腦海中定型。這是一個不畏強暴、吃苦耐勞的中國婦女。跳《天鵝湖》身體要軟，而《紅色娘子軍》則截然相反。

1964年4月，舞劇創作組開始正式排演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在經過兩個月的緊張排演后，《紅色娘子軍》終于成型。然而，在試演時，一位領導認為：“氣質不夠。滿臺‘娘子’不見‘軍’，手中拿著‘燒火棍’！”

經典芭蕾舞劇從來都是表現王子、公主的，現在要求表現女奴、革命軍人，跨度太大，芭蕾舞演員在氣質上與女戰士的差異的確不小。于是，劇組馬上停止了排練，主創和演員立刻前往山西大同“學軍”。

立正、稍息、齊步走，射擊、投彈、急行軍……“這次更累，經常晚上起來打背包夜行軍，跑著跑著，東西就掉出來了。”白淑湘說。

除了日常軍事化訓練與管理外，白淑湘與創作團隊還走訪了當地許多地方參觀學習，了解舊社會受欺壓人民的心理，從而更好地揣摩角色心理。

“我們那時候參觀萬人坑，山西那個煤礦里面，礦主欺壓老百姓的很多，憶苦思甜。回來以后，我的感覺就有了。”白淑湘說，那種感覺就不一樣了，“做革命人，演革命戲。”

經過這些走訪，創作組根據不同體會隨時修改劇本，并且在舞蹈動作上也進行了創新，比如，吳瓊花與狗腿子老四對打的一節，按舊式的雙人舞設計，兩個人扶來扶去，根本不像壓迫者與反抗者的關系。后來，他們借鑒了中國戲劇和武術的程式，加強了對抗性的動作。

在山西的一個月，整個團隊有了新的認識，為了不耽誤進度，白淑湘和主創們都是一邊參與訓練，一邊對劇本進行修改，反復排練。離開時，為了表示感謝，他們還為戰士們表演了《天鵝湖》第二幕，受到熱烈歡迎。

芭蕾舞在中國觀眾心里一直是舶來品，而《紅色娘子軍》卻以芭蕾舞劇的形式展現了中國革命的盛大場景，一上演旋即引起巨大轟動。

當時出現了很多文章，說《紅色娘子軍》是革命的文藝，將中國民間舞蹈與西方芭蕾這兩類風格大相徑庭的舞蹈完美融為一體，成功地塑造出苦大仇深、性格頑強、潑辣勇敢的瓊花形象。

這是中國芭蕾舞的突破。而首演的成功，也將白淑湘的藝術生涯推向了新的高度。

“芭蕾舞就是我的孩子”

早在1964年7月底，《紅色娘子軍》進行第一次鋼琴聯排時，林默涵就請來一些戲劇家、軍隊文藝家及部隊首長觀摩、指導。

9月底，《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場彩排，林默涵親自坐鎮，并邀請有關領導前來觀看。第一場他請了廖承志、周揚。第二場請了江青。他們一致稱贊戲編得好、導得精彩、演得動人。

第三場請了周恩來，總理看時眼眶都濕潤了。劇終了，他鼓著掌走上舞臺與編導演員們見面，握手祝賀，他說：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啦！我原來想，芭蕾舞要馬上表現中國的現代生活恐怕有困難，需要過渡一下，先演個外國革命題材的劇目，沒想到你們卻一步到位，而且演得這樣成功！過兩天，一位外國元首來我國訪問，我看到時就由你們演出招待嘍。

周恩來當場拍板，將《紅色娘子軍》的首場演出放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

10月8日，毛澤東觀看《紅色娘子軍》后，高興地對林默涵等人說，這出戲方向是正確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就在此時，突如其來的罪名被強加到白淑湘的頭上，“我由于不是工農兵出身，從1963年起就陸續有些壓力，被當作‘白專’批評。我當時不服氣，明明在學校里被評為‘又紅又專’，是‘五好學生’，為什么一夜之間我就變成‘白專’，連團支書的職務也被撤掉了？”所謂“白專”，指的是只搞專業技術和專職工作，抵觸政治活動，不參與政治生活。

1965年，當《紅色娘子軍》和《東方紅》《紅燈記》一起成為風靡全國的“三紅”時，主演白淑湘的命運卻發生了變化。她因為得罪江青，被禁止演出。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白淑湘甚至連練功也被禁止了，被揪出來反復批斗。

不幸也接踵而至。1969年，白淑湘因為父親曾在國民黨政府部門工作過而受牽連，被送到昌平小湯山干校勞動。

插秧、割麥、鍘草、養豬、養馬、挑大糞、挖河泥……白淑湘什么都干，但還不時被拉出去批斗。她自嘲好在練過功，“坐噴氣式”時被按著頭，彎著腰，一站好幾個鐘頭，她都挺過來了。

有一次挖樹坑，有人與白淑湘作對，在前天夜里往她的地頭上澆水，土凍得堅石般硬，別人都挖完了，她踩破了鞋子也沒挖多少，因此被批判勞動態度不好，收工后接著批斗。監督勞動還不行，又下放到干校四年。

“一天一天地就這么過，靠干活來消耗自己的體力，消耗自己的思維。雖然我被批斗多了，一般也不怕羞了，但到西單一帶淘糞還是覺得尷尬，當然也有些怕臭，所以冬天、夏天都戴著口罩。結果，又被批判成是‘放不下資產階級的臭名’。”

那時的白淑湘依然摯愛著芭蕾舞，卻不敢妄想回到舞臺，她把化妝箱和芭蕾舞鞋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沒想到在一次搜查中成為罪證。“有一次，我干活累了，下意識地抬高了腿，就被批判為‘賊心不死’。我的箱子底留了一對舞鞋，也被說成‘想復辟’。真是黑白顛倒，有的藝術家在那時自殺了，好在我挺了過來。”

1973年，由于各種原因，芭蕾舞團的演員越來越少。一次偶然機會，周恩來提到了白淑湘，這給還在干校改造的她帶來了一線曙光。

經過一番周折，1974年，白淑湘終于回到了芭蕾舞團。

10年后，白淑湘回到熟悉的教室，已物是人非。她把手搭上把桿，眼眶瞬間濕潤，眼淚吧嗒吧嗒掉在地板上。

10年了，每當白淑湘想做舞蹈動作時，都會警覺地把伸出的手收回來。跳舞，這個曾經幾乎占滿她全部時間的事，已經成為她不敢想的事情。

10年了，她對芭蕾舞的愛從沒有改變。當把手搭在把桿上的那一刻，她就知道，那個白淑湘又回來了。

那一年，白淑湘已經34歲，過了跳芭蕾舞的黃金年齡。身體除了落下多種疾病外，肌肉也變得僵硬，體重嚴重超標。

一般來說，舞蹈演員一旦脫功一二年，就難以恢復以前的功力，而白淑湘已經離開舞臺近10年，每做一個動作都有撕裂的疼痛。但她知道，那個不服輸的白淑湘還在，誰也阻擋不了。

第一項任務，就是要在短時間內將體重降下來。她每天刻苦練功，用4把椅子將自己圍在中間練旋轉，腳不能碰上椅子腿。兩個多月下來，終于將體重降到了88斤，并重返舞臺。

復出后不久，白淑湘就隨團赴美演出了將近兩個多月的《紅色娘子軍》，產生了轟動效應，并引起國外同行研究和探索中國現代芭蕾藝術的興趣。美國著名舞蹈藝術家瑪沙格雷姆觀看演出后非常驚訝，認為“中國的芭蕾舞很有張力，紅色經典現象值得深思”。

回歸芭蕾舞的白淑湘如魚得水，又主演了《沂蒙頌》《草原兒女》《驕楊》《杜鵑山》等。從此，新中國第一只“白天鵝”重新煥發了藝術魅力，活躍在芭蕾舞臺上。

“我42歲學法語，1982年赴法國進修了一年。從里昂到戛納，從羅浮宮到楓丹白露，我如饑似渴地汲取法蘭西藝術的營養。1983年以后，又接觸到了丹麥、英國等流派，排演了《仙女們》《堂吉訶德》。”

白淑湘經常強調，她們是開拓、奠基、鋪路的一代。“舞臺是我的生命。可是，‘文革’造成了一個斷檔，到1986年馮英、張丹丹這批新人出來才接上我，中間差不多10年沒有人，我充當的是一個鋪路石的角色。排演《紅色娘子軍》那時候，我們不計報酬、不計時間、不計辛苦、不計名利，也沒有什么勞務費，每人只有7毛5分錢的誤餐費，純粹是集體創作的作品，一直傳承到現在，影響激勵了很多人。”

1977年，37歲的白淑湘才與先生結婚，因為舞蹈事業，他們一直沒有要孩子。有人問她，這樣值嗎？“好些報道說我50歲那年離開了舞臺，其實我一直演到了65歲，才正式離開舞臺，但直到現在我也沒有退休。我沒有孩子，但是看到一撥撥的演員出來了，芭蕾舞事業后繼有人，我覺得我值得。芭蕾舞就是我的孩子。”白淑湘說。

從西方古典芭蕾舞劇《天鵝湖》到中國第一部民族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淑湘追隨著中國芭蕾舞，走過了從無到有的歲月。

在很多人看來，“紅色娘子軍”是個名詞，是一種精神的象征，而白淑湘則把它當成一個動詞。她認為，娘子軍的精神就是不斷向前、永遠奮斗。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