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浙江潮》引出了蔣百里

厚厚一套《蔣百里全集》，書做得很是精致。意大利進口條紋紙護封，布面精裝的里封，邀請著名設計師親自操刀，看起來質感十足。然而編纂完成后，作為主編，譚徐鋒并未感到徹底松一口氣，反而“大大增加了對以往甘于寂寞、扎實做文獻整理工作的前輩學者的崇敬之情，以及對這部全集的些微擔心”。盡管這套書從形式上來說，已算是“無可挑剔”的了。

譚徐鋒是1981年生人，在學界算是絕對的年輕人。作為一個80后，為什么會花十年時間去坐“冷板凳”，完成一項“老先生”的工作呢？

蔣百里生前所用閑章

蔣百里賦閑留影

2005年，和其他同學一樣，還在社科院讀研的譚徐鋒在為自己的畢業論文尋找著題目?，F在想起來，他覺得自己當時“野心很大”，“興趣關注比較廣，不是想著有個小題目趕緊畢業”。當時，不少歷史人物研究范式都是對于某某人的“思想研究”，但譚徐鋒覺得，“更充實”、“更豐富”、“更圓滿”的歷史，卻是厘清某種思想是如何通過書寫、演講、報刊、儀式等諸種文本形式表現并傳播開來，以一種“揮發作用”對學界和普通公眾產生影響的互動過程。因此，學中國近代史的他很自然地將目光聚焦于清末革命動員之上，尤其關注起在日本活動的中國志士、留學生這個復雜群體。這個群體集結了彼時中國最為革命最具活力的分子，除了因難去國的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魯迅、周作人、陳獨秀等人都位列其中。

面對比想象中更加汗牛充棟的資料，譚徐鋒開始覺得自己“低估了這個題目的難度”。然而，正是在這個爬梳的過程中，一份名叫《浙江潮》的雜志引起了他的格外關注。

浙江是沿海省份，文化發達，在日本的留學生為數不少，《浙江潮》就是由這部分浙籍留日學生創辦的，為輿論宣傳、鼓吹民主思想之用。而發起者之一，便是來自浙江海寧的蔣百里。海寧人杰地靈，文氣縱橫，王國維、徐志摩和后來的穆旦、金庸等都出自這里，沾染了故鄉文氣的蔣百里亦是如此。

1936年，蔣百里與夫人左梅及女兒蔣英（右一）、蔣和（左一）參觀德國柏林動物園

“我浙江有物焉，其勢力大，其氣魄大，其聲譽大，且帶有一段極悲憤極奇異之歷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紀念。至今日，則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見之，莫不紀念之。……我愿我青年之勢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氣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聲譽，如浙江潮。”這是蔣百里為《浙江潮》寫的發刊詞，登在該刊第一期上。文章血氣沸騰，振聾發聵，用現今的話來說就是很“燃”，時隔這么多年，譚徐鋒讀來依然覺得“氣勢磅礴，心潮澎湃”。

那是1903年，蔣百里時年21歲，約莫如同現今的大二大三學生。《浙江潮》雖然出到次年的第12期就?？?，但和同時期的其他一些革命刊物比，已經算是比較持久完善的了。它的影響力也波及甚廣，比蔣百里長一歲的浙江同鄉周樹人（也就是魯迅）在上面先后發表了五篇文章，包括著名的《斯巴達之魂》、《地底旅行》和《中國地質略論》等。這份雜志的影響傳回國內，以致當時的浙江巡撫甚至還專門修書向遠在日本的蔣百里垂詢理政治軍方略。

蔣百里獄中寫經（局部）

百年前的《浙江潮》將譚徐鋒引向了蔣百里這個人，又將他引向了蔣后來更有名的作品如《國防論》、《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歐洲文藝復興史》等。蔣是一個在各方面都相當有識見的人、極其豐富深邃的人，隨著了解越深入，譚徐鋒就越被其才情和品格所感染，反過來又更加激發他對其資料、蹤跡的關注。

令人不甚滿意的是，國內外既有的關于蔣百里的文獻整理研究并不完善，內地解放后尚沒有出過全集，而各種選集不僅遺漏了很多重要材料，甚至有以訛傳訛的錯誤。譬如很多書會沿襲陶菊隱先生《蔣百里傳》的說法，講到蔣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績從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時奪得了天皇賜刀，但譚徐鋒覺得這個傳聞頗有疑點，因為當時只有在陸軍大學畢業時的第一名才有這個榮譽，而陸軍士官學校是基層軍官養成院校，畢業生是不可能獲得天皇賜刀的。

因此，從那時起，譚徐鋒開始發愿編纂一部蔣百里先生的大全集，由此一發而不可收。他自己也沒想到，這一編就編了十年，如同現實版的日本電影《編舟記》一般。他沒有一個所謂的“編委會”或是“編輯團隊”，所有的收集、整理、點校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前后參考了近百種資料。

抗戰前后蔣百里（前排右二）與胡適（前排左二）等人合影。

這部文集

多“認領”了一百萬字

板凳一坐十年冷，這個過程當然甘苦自知，但在查檔案、找資料的過程中，又總有一些令譚徐鋒意外的驚喜。譬如他在南方的一個圖書館中找到一本《修學篇》，署名“諸暨蔣震方譯”，和蔣百里本名蔣方震有些差異，且蔣百里非諸暨人。但巧的是，錢穆在讀書時，因為學習好，老師曾將這本書獎給他。少年胡適也曾讀過這本書，與蔣百里初次見面，就好奇地問是不是他翻譯的，蔣百里承認了，并在一篇不起眼的札記中提了這件趣事?！斑@才把這本書捋出來！如果沒有這些旁證、自證就找不出來了?！闭f起這個收獲，譚徐鋒自是有一絲小小的得意。比起早前臺灣版的《蔣百里全集》，這部新的大陸全集足足多了一百萬字，還有一些圖片也是第一次披露的。

1929年3月19日，泰戈爾在上海國富門路蔣百里宅午宴后與蔣氏千金合影。

和其他一些民國文人一樣，蔣百里也曾有過許多筆名。單是一期《浙江潮》就有百余頁，作為主編之一，蔣百里常常一人換著名字寫四五篇，常用的筆名有飛生、余一等。譚徐鋒將這些筆名仔細做了辨析，待為其找到確鑿的根源，方才將文章收入全集中。其實，照他說，還有十來篇“沒人認領”的文章雖為謹慎起見，未予收入其中，但咂摸來咂摸去，總覺得的確“很像”，無論是從筆法，還是從對于軍事、音樂等方面的闡釋，其知識面的廣度和深度，都像是出自蔣百里之手。在這些方面，無人能出其之右。

1938年11月4日，蔣百里病逝于廣西宜山縣。圖為舉辦追悼會的宜山大禮堂。

函札卷中，收入了不少蔣百里的家書。這其中，不少來自蔣百里的外孫、錢學森和蔣英的兒子錢永剛。錢永剛先生現在已近古稀之年，一度繼承父親的科學研究事業。他向譚徐鋒提供的這些資料彌足珍貴。令譚徐鋒難忘的還有一位海寧博物館的吳德健先生，吳先生對蔣百里這位鄉賢格外用心推崇，和譚徐鋒打的電話加起來足有幾百個小時。這些微小的細節都讓譚徐鋒深有感喟：“工作看起來是我一個人做的，是我在檔案館敲出來、點校出來的，但背后其實有很多人的幫助?！彼致越y計了一下，這些“線人”不下三十個，海內外都有。

現在做文獻整理工作的人不多，照譚徐鋒看來，這是個“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不算學術成果，得不著什么錢，但若是材料萬一沒收集齊或點校、編輯出現失誤，反而會被人詬病。但他慶幸自己是個“做事憑興趣”的人，也不像學院派知識分子那樣有什么壓力，當初只是直覺感到“值得為這個人編這么一部書”。十年倏忽而往，他也越來越融入他的探索對象之中，這種參與者的身份難以割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經由你來發現的，隱隱約約有種脈絡在里面。有生命的文獻，就會像一塊嶙峋奇石一樣，能發出奇異的聲響，在后面的歷史中擲地有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