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志敏的獄中文稿中有三篇給中共黨組織的密寫稿。其中，第一篇密寫稿是寫于1935年6月11日的《給黨中央的信》。方志敏之所以寫這封信緣于與“獄友”、國民黨元老胡逸民的一次談話。據胡逸民回憶：“我夫人經常帶些吃的東西來探望我，我也拿些給方志敏。我介紹夫人與方志敏認識。有一天，方志敏試探性地問我，能否為他捎一封信，我滿口答應，保證由我夫人送到。第一封信的任務完成，他對我更加信任了。”

方志敏在仔細地考慮了每個細節后，用米湯（當時中共地下工作者經常使用的密寫方式）密寫了《給黨中央的信》。該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羅列了8篇獄中文章的題目，又對胡逸民的情況作了介紹，并寫道：“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處保藏著，他答應在他出獄后，送交中央。”

至于收信人，方志敏想到了魯迅與宋慶齡。方志敏沒有見過魯迅與宋慶齡，但信任二人，并確信他們一定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系，于是給魯迅、宋慶齡也分別密寫了一封信。此后，方志敏將密信交給胡逸民，后者交給其妻向影心，送出了監獄。

后來，上海中共地下黨收到了信。當事人胡風回憶說：“1935年四五月間魯迅從內山書店接到一封信，打開一看是幾張白紙，魯迅弄不清是那里寄來的，把白紙拿給我看，我也不認識。我去找吳奚如同志，他說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試試看。回來后，我買了碘酒，擦后果然顯出了字，即拿去給魯迅看。”

對于獄中文稿，方志敏非常珍惜，每次只讓帶出一至二篇。當方志敏清楚自己“時日不多”時，決定加快帶出的速度。此時，監獄文書高家駿被方志敏的堅貞品格所感動，對革命產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答應方志敏：托女友程全昭幫助將文稿送出去。

于是方志敏又用米湯謄寫《在獄中致全體同志書》、《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兩篇文稿。不久，程全昭來到南昌，并于7月初將這兩篇文稿送到上海，交給了地下黨。

1935年8月初，包括陳云在內的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從上海去莫斯科，這兩篇密寫稿就被帶到莫斯科。1935年12月14日，在《救國時報》上發表了《我們臨死以前的話》。不久，《救國時報》出版紀念方志敏的小冊子，將兩篇文稿都收入其中。

《給黨中央的信》則與之不同。其時方志敏的部分文稿尚在胡逸民手中，國民黨特務若看到這封信發表，可以輕易查獲方志敏的文稿。因此，上海地下黨將《給黨中央的信》作為機密文件存檔，留在了上海，新中國成立后，才將它移交給中央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