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3

　　價格應該由誰來決定？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薛兆豐：價格管制在互聯網的時代是完全不必要的，互聯網現在的約租平臺最核心的競爭力就是大數據。過去有許多司機不接單、挑肥揀瘦，而今天網絡約車平臺通過派單、補貼的方式，能使所有的司機都愿意接單。網絡約車平臺通過透明、明確的計價方式派單，雖然價格是變動的，甚至是隨著需求變動的，但是它的標準卻是明確的，而且是消費者事前就知道了，他們是愿意接受的。

　　多個地方報備、申請，然后強制網絡約車轉換身份，延用數量管制和價格管制，強加勞動關系。這樣的征求意見稿不像是一個互聯網+的方案，而是互聯網-的方案，或者說是一個消滅互聯網的方案。

　　廣州市客運交通管理處處長蘇奎：我認為整個出租車監管核心是價格機制。所謂出租車監管體制是圍繞價格監管來進行，這個辦法出臺之后，我建議部里面設立運價調整機制，我過去有個研究結論，其他監管機制是圍繞價格機制，應該有配套的課題和指導意見把這個進一步明確，便于整個出租車改革。

　　焦點4

　　準入審核權力能否下放給企業？

　　北方出租汽車公司五分公司司機王建生：如果讓企業審核準入，那這個企業首先得有資質，平臺如果沒有運營資質，就不能挑選具有資質的、優秀的駕駛員。

　　九三學社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中國公路學會理事王元豐：究竟應該以什么樣的模式放開專車，這個問題需要精細的研究。目前國際上有觀點認為，“優步化”是未來分享經濟的大趨勢，分享經濟要與“評價機制”聯系在一起。我們如何做好分享經濟？目前沒有理論支撐，也沒有實際的科學研究支撐，政府應該加強對平臺的管理，還是加強對平臺下面專車的管理，這是分享經濟帶來的新問題，具體的監管方式給政府提出新的挑戰。這是個大課題，需要探索。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朱彼得：應該下放給企業，這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平臺，政府要學會授權，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管平臺、管政策，盡量不要去做“裁判”。平臺有自己的評價機制，可以讓老百姓、讓第三方來監督和評估。就像反腐，反腐的一個利器就是讓社會輿論來監督，讓所有信息披露出來，會有成千上萬的人來監督，如果什么都是政府來監督，等發現問題的時候，“小老虎”就變成“大老虎”了。

　　焦點5

　　放開專車能否解決打車難？

　　北方出租汽車公司五分公司司機王建生：想完全解決打車難，應該不太容易，不過把正規出租車劃分為巡游出租車、約租車等多種服務，應該能緩解打車難的問題。

　　九三學社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中國公路學會理事王元豐：完全解決打車難不敢說，但肯定是趨勢。專車“優步化”，這是未來的共享經濟，是第三次以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大趨勢，能夠更好地利用資源，有利于節能減排，緩解交通擁堵。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朱彼得：不能說解決，但是能緩解打車難的問題。緩解打車難，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專車的管理，還包括公共交通體系的建設、城市如何更好地規劃等問題，緩解打車難絕不是單個方面就能解決的。

　　國務院研究室專家唐元：我覺得網約車有利于緩解城市的打的難、出行難的問題。我們通過調研發現，網約車有效地增加了城市的出租車供給，緩解了出租車供需矛盾，讓群眾能夠便捷舒適的出行，減少了自駕或搭黑車出行的需求，在解決出行難問題的同時，起到了遏制私家車過快增長的空間，優化客運的作用。

　　尤其是順風車的出現，讓單人駕乘變成多人乘車。增加便利的同時，不失為一種功能減排的有效途徑。

　　焦點6

　　私家車“跑活”會帶來擁堵？

　　北方出租汽車公司五分公司司機王建生：目前祥龍和首汽已經投入了數百輛約租車，這個是在目前的6萬余輛出租車基礎上增加的數量。應該說，互聯網+出租的趨勢勢不可擋，一定會給出租行業帶來沖擊，并促進出租行業的改變。如果北京500多萬輛私家車都安裝軟件上街拉活，帶來的不僅僅是城市擁堵問題，對節能減排、大氣治理等都沒有益處。

　　九三學社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中國公路學會理事王元豐：此前針對專車，美國提出了安全問題、法律問題以及權益保障問題等，還有更多人質疑專車會帶來交通擁堵，只能說，這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交通擁堵其實是一個城市管理的問題，需要通過大的規范來解決。專車肯定有正面效益，也有大家擔憂的方面，但是通過管理，可以降低這方面的影響。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朱彼得：城市擁堵，是一個城市管理問題，不是專車帶來的。首先，每個人要有綠色出行的理念。其次，要通過增加出行成本進行交通管理，比如停車費或者擁堵費；第三，規劃這塊要把握好，比如如何更好的產城融合、職住融合，不要讓每個人都像候鳥一樣，這需要政府從規劃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