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表現抗日的版畫

　　中國新興版畫運動伊始之時，正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入侵我國東北領土，即“九一八”事件發生。接著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又進犯上海，即“一·二八”淞滬抗戰發生。

　　投身新興版畫創作的青年版畫家，幾乎都是傾向革命的強烈的愛國主義者，面對日本侵略軍的入侵，自然怒火萬丈，運用版畫藝術為武器，通過版畫作品揭露日軍的侵略罪惡，宣傳抗日救國。早期的一批表現抗日的版畫，就在中國新興版畫的發祥地上海涌現。

　　現代木刻研究會的江豐，率先創作木刻版畫《“九一八”日軍侵占沈陽城》，迅速地揭露日本侵略軍的濤天罪行。

　　春地美術研究所針對日本侵略軍“一·二八”入侵上海，立即為“上海民眾反日救國會”編繪黑白對比強烈的石印八開本《慰勞畫報》，以慰勞十九路軍 “一·二八”淞滬抗中堅持抗擊日軍的《巷戰》，以及謳歌英勇抗戰的《東北義勇軍》，描繪抗日軍民氣勢磅礴高唱抗日歌曲的《國防前線的歌聲》、《救亡的歌 聲》等木刻版畫作品。

　　鐵馬版畫會的溫濤，創作了由二十五幅木刻版畫組成的，反映一位愛國女青年，投身淞滬抗戰，英勇犧牲故事的木刻連環畫《她的覺醒》。這是中國現代版畫史上第一部表現抗日戰爭的木刻連環畫。作者溫濤將這部木刻連環畫題贈魯迅先生，迄今保存在上海魯迅紀念館。

　　抗日戰爭中的版畫創作高潮

　　中國新興版畫運動正是如火如荼發展時刻，魯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寓所謝世。曾受魯迅指導，在上海的青年版 畫家陳煙橋、力群、黃新波等，都在魯迅逝世當天，于悲痛中赴魯迅寓所畫魯迅遺像。之后，黃新波又創作了木刻版畫《魯迅遺容》和《暮色蒼芒中數千人送殯群眾 向魯迅致最后的敬禮》，以寄托深深的哀思。

　　魯迅倡導的新興版畫運動，在抗日戰爭時期有著深入發展，出現了抗戰版畫創作高潮。其標志是：

　　（一）一批青年版畫家，如江豐、葉洛、力群、胡一川、陳鐵耕、張望、沃渣、馬達、王流秋、陳叔亮、華山、彥涵等到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投身解放區 和八路軍工作，如參與組建魯迅藝術文學院的美術部、美術研究室、美術系、美術工場、木刻創作室，擔任教學和研究工作，培育出了古元、劉蒙天、蘇暉、蘇光、 夏風等一批新的版畫家，師生們創作出了《魯藝風光》（力群作）、《墾》（力群作）、《作曲家冼星海》（馬達作）、《從敵后運來的戰利品》（夏風作）、《擁 護咱們老百姓自己的軍隊》（古元作）、《讀了書又能寫又能算》（戚單作）、《秧歌劇》（王流秋作）等大量反映解放區八路軍和人民群眾抗日斗爭、生產建設風 貌的木刻版畫。

　　另一批青年版畫家，如呂蒙、賴少其、劉峴、沈柔堅、莫樸、黎魯、蘆芒（又是詩人）、吳耘、楊涵等，參加華中地區的新四軍，隨軍創作出許多抗戰版 畫，有著名的木刻連環畫《鐵佛寺》（呂蒙、莫樸、程亞君作），獨幅木刻版畫《向敵人腹背進軍》（蘆芒作）、《堅持原地斗爭》（沈柔堅作）等。還有賴少其發 起，在新四軍中于1943年和1944年相繼成立“木刻同志會”版畫團體及“木刻刀工廠”，有力地推動了新四軍的木刻版畫創作活動。

　　（二）1938年6月12日，在武漢成立旨在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精神的“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后遷重慶），聘蔡元培、馮玉祥、潘梓年、 田漢等為名譽理事，并選出理事有馬達、力群、李樺、賴少其、黃新波、胡一川、江豐、沃渣、陳鐵耕、溫濤、陳煙橋、陳九、安林、鄭野夫、羅清楨、張望、劉建 庵、盧鴻基、羅工柳、黃鑄夫、李海流、劉侖、文云龍、沙清泉、徐甫堡、宋秉恒、郭鈞、酆中鐵、王大化等，同時推舉馬達、力群、盧鴻基、劉建庵、陳九為常務 理事。1940年元旦，在重慶舉辦“抗戰建國版畫展覽會”，展出表現抗戰和建國相結合內容的木刻版畫四百余幅。

　　可是，就在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承擔歷史使命，成績卓著地領導開展全國抗戰版畫活動的時候，卻被國民黨政府以莫須有的所謂“不呈報工作，不接 受領導”的罪名，勒令解散，不準公開活動。此事發生在國民黨軍隊突襲圍殲中共新四軍九千余人的“皖南事變”的同月（1941年1月），說明國民黨當局在軍 事上和文化方面相互配合有預謀地破壞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三）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被迫解散后，經過重新籌劃，于1942年1月3日，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木刻研究會”，表面看是一個學術性版畫團體，實際上依然是繼續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的方針，繼續領導開展全國抗戰版畫活動。

　　與舉辦抗戰木刻版畫展覽活動相結合，出版了多種抗戰木刻版畫刊特。如在中共于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上辦有《木刻陣線》專刊，在《新蜀報》上辦有《半月木刻》，在《國民公報》上辦有《木刻研究》專刊，同時出版兩期《木刻藝術》雜志等。

　　此外，在全國分十五個區，由各分會和支會分別主辦“木刻函授班”，培育抗戰木刻版畫新人。

　　而由版畫家鄭野夫、楊可揚、邵克萍、金逢孫、吳彭年、張明曹等，于1939年冬在浙江麗水建立專門生產供應木刻版畫創作工具材料的機構——初名 “戰時木刻供應社”，后改名“中國木刻用品合作工廠”，雖然因戰局變化，曾遭日軍飛機轟炸等，幾經變遷，卻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堅持生產了木刻刀兩千多盒 （每盒有圓刀、方刀、斜刀、三解刀等多種配套），同時生產木刻板、木刻箱、磨石、砂紙、油墨、拓印紙等大批木刻版畫創作工具、材料，通過設在重慶、屯溪、 贛州、永安、浦城、長汀、建陽、南平、鉛山、河口等地的供應點，供應給全國各地的木刻版畫作者，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木刻版畫創作的發展。不僅如此，中國木刻 用品合作工廠還附設有“新藝叢書社”，先后出版有《木刻藝術》雙月刊（受重慶的中國木刻研究會委托編輯出版）、不定期刊《木合》雜志多期，陳煙橋著《魯迅 與木刻》（此為版畫史上第一部論述魯迅與中國新興版畫關系的專著），楊可揚著《新藝散論》，鄭野夫、楊可揚、邵克萍合著《給初學木刻者》，唐英偉著《中國 現代木刻史》，鄭野夫著《木刻手冊》等，對新興版畫的理論建設作出了可貴的貢獻。抗戰勝利后，中國木刻用品合作工廠遷來上海，與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共置一 處，即上海大名路65號，繼續為全國版畫界服務。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木刻研究會由重慶遷來上海，于1946年6月4日改組為“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總部設于上海大名路65號，由此意味著繼續開展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的中心依然在上海。

　　由中國木刻研究會在上海改組為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后，首先復刊了原中國木刻研究會停刊的《木刻藝術》雜志。《木刻藝術》雜志新一號，于1946年8月15日出版；新二號——抗戰八年木刻展特刊，于同年9月15日出版。

　　接著，舉辦大型“抗戰八年木刻展覽”于1946年9月17日上午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貨商店）二樓畫廳預展，魯迅夫人許廣平出 席，并與版畫家們親切交談。下午出席預展的版畫家李樺、余白墅、王樹藝、陳煙橋、汪刃鋒、王麥稈、邵克萍、珂田、吳平、王琦、鄭野夫、章西厓、丁正獻、史 良黻、戎戈、楊可揚前往滬西萬國公墓魯迅先生墓前敬獻花籃，緬懷中國新興版畫運動導師魯迅。9月18日即“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十五周年罪惡紀念 日，“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正式開幕，共展出一百十三位版畫家的八百九十七件作品，這是從全國（包括解話區）征集來的兩千余件木刻版畫中選出來的。

　　“抗戰八年木刻展覽”社會反響強烈，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郭沫若先生和他全家足足參觀了兩個小時，還在留言簿上寫下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中國就 像一塊堅硬的木板，要靠大家從這里刻出大眾的苦悶、沉痛、悲憤、斗爭，由黑暗中得到光明。看見八年來的木刻，令人增加了勇氣和慰藉。中國終究是有前途的， 人民終必獲得解放。把大家的刀鋒對準頑強的木板！”

　　“抗戰八年木刻展覽”至10月3日在滬展畢后，從中選出一百八十二幅版當送往英國，以“當代中國木刻展覽會”展名，于1947年在倫敦展出。又 選出二百幅版畫，送往法國巴黎展出。還選出數百幅版畫送美國、加拿大等國展覽。而一直支持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的日本內山完造先生（當時仍居上海），致函日本 的胞弟內山嘉吉（1931年曾受魯迅邀請擔任“木刻講習會”講師），對“抗戰八年木刻展覽”贊許說：“看今日中國美術界，可以稱之為劃時代的版畫的壯大， 我總是感到驚喜交集。無論如何我想在東京或其他地方舉辦這樣一個展覽會。”后選擇百余幅版畫運往日本，先以“中國木刻展覽會”為展名，于1947年在東京 展出，后又以“中國木刻全日本流動展覽”的展名，于1948年在日本許多城市展覽。通過這些“抗戰八年木刻展覽”中的作品在世界各國展出，加深了各國人民 了解中國人民堅持長期的抗日戰爭，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正義戰爭的歷史真相，從而增進了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的友情。

　　第三，編輯出版了大型精裝十六開本《抗戰八年木刻選集》（1946年9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入編的七十五位版畫家的一百零三件木刻畫，是從 “抗戰八年木刻展覽”中精選出的，可以說，把抗日版畫運動中包括國黨政府統治區和解放區版畫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收進去了。該畫集的扉頁上印有“謹以此書 紀念木刻導師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一行文字，表示了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的版畫家們在編印這本木刻版畫集時，深情地懷念著魯迅先生。教育家、作家兼編輯家葉圣 陶先生為《抗戰八年木刻選集》寫了《序》，他說：“我們要永遠記住魯迅先生”所倡導的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獲得如此蓬勃發展，“八年的抗戰是我國歷史上沒有前 例的大事件”，是“我國人民以生命寫下歷史，而這本選集是那歷史的縮影”。（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