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中華果國亡，除非協和人盡死。”北京協和醫院醫史研究者王陽這樣評價抗戰時期的協和醫院和協和人。

　　八年抗戰，協和教職工中幾乎沒有出漢奸，也沒有人為日本人當差，這在日本侵略軍占據北平八年，并扶植漢奸統治的背景下，堪稱奇跡。協和人，選擇了用各種不同的方式，為國家的尊嚴生存。

　　太平洋戰爭爆發，協和醫院被日軍占領，協和醫學院和護校的教學工作也被迫終止。協和護校校長聶毓禪跋涉千里，在西南重建協和教育；李宗恩和張孝騫也同樣在烽火中持續醫學教育事業，李宗恩在貴陽籌建了貴陽醫學院，張孝騫則將湖南長沙的湘雅醫學院西遷到貴陽，形勢吃緊時又轉移到重慶；林巧稚大夫在北京東堂子胡同開設了一家小小的診所，留下了8887位患者的完整病歷；林可勝教授領導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成為全國抗戰救護的中心，其募款總額達6600萬美元之巨，藥品器械堆積成山……

　　這不只是協和的歷史。正如張清平在評價林巧稚時所言，“他們在艱難竭蹶之中，為國家保存和培養了可貴的醫療衛生人才，使中國的醫學高等教育在殘酷血腥的戰爭期間也沒有中斷”。

　　日前，國內對林可勝教授有深刻研究、幾乎查閱了所有有關林可勝教授原始資料的王陽醫生，以及北京協和醫院病案室劉愛民主任，分別向我們披露了抗戰時鮮為人知的協和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