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是農民的夢想”

　　半月談記者在河南夏邑縣曹集鄉冉莊村采訪時感到，這里的新型社區很受農民歡迎。冉莊村在夏邑縣城東南角，出縣城五六里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二層小樓整齊漂亮，大街小巷全部是水泥路面，房前屋后的垃圾集中處理。

　　冉莊村有800多農戶，現在已有200多戶住進了新型農村社區，其余的農戶正在積極申請，要求拆除老房，住進社區。

　　村干部王興邦告訴記者，冉莊村原來是個養殖專業村，村民整體收入較高。這幾年縣城產業集聚區擴建，土地征用加上土地流轉，村里很多農戶都不再種地，有的自己做生意，有的在產業集聚區打工。全村村民購買的小轎車有100多輛。

　　“既然不種地了，收入也有保障，農民誰不愿住新型社區？”村民冉慶橋說，“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是農民的夢想。”

　　和冉莊村村民一樣，河南漯河市源匯區干河陳村村民也對新型農村社區表示出歡迎態度。“以前的老村臟亂差不說，鄰里之間還經常鬧矛盾。現在大家不走泥巴路了，看個病啊，買個菜啊，不用出社區，生活真是方便。”干河陳村的村民閆小頌很滿意這種新生活。

　　在江西省修水縣新建的移民搬遷安置小區內，84棟樓房鱗次櫛比，紅墻藍瓦。去年年底前，當地2000多名深山移民搬進了這里。從大山里搬遷出來的溪口鎮圍丘村村民徐桂秋，參加完縣里組織的縫紉技術培訓班，就在當地一家服裝企業順利就業，月收入2500元。她說：“以前在鄉下種田，一年忙死忙活也就幾千元。現在一個月能賺這么多錢，真像做夢一樣！”

　　在重慶云陽縣紅獅鎮向陽村，從2012年以來，有100多戶農民自愿搬遷集中居住。半月談記者在這個新社區的一個菊花加工廠看到，20多個工人正在生產線上忙碌著，39歲的農民陳永珍手腳麻利地包裝菊花飲品。從2013年返鄉后，她就一直在這家工廠上班，作為熟練工，月收入有2300多元。

　　陳永珍說，搬到新社區后，以前的土地退耕還林，自己就近到村里的企業上班，丈夫也在合作社的果園當長工。

　　盲目撤村并居后遺癥，“被上樓”難以承受之重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如火如荼推進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同時潛伏著種種隱患和病癥，在不同省份、不同市縣、不同鄉村，農民對其態度很不一致，干部與農民的反應又大相徑庭，省市領導干部與基層干部亦存在認識分歧。究竟“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可謂眾說紛紜。

　　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財力有限，開發商資金周轉不靈，加上農民上樓動力不足，農村社區建設項目剛啟動便遭遇“掉鏈子”，成了“爛尾”工程；有的建成后卻長久無人居住，成了“鬼樓”。

　　在河南遂平縣褚堂鄉馬莊村，放眼所見，是寬闊的水泥路、成排的路燈、整齊的聯排別墅和高層住宅。但奇怪的是，偌大的社區沒有一戶人家。

　　村支書黃永亮介紹，新社區一共占地60多畝，設計有6個戶型550多套房子。因為村民拒絕上樓，自2012年建成后至今已經空置了3年之久。

　　日曬雨淋之下，這里正呈現一副破敗之相：有的院子里堆滿了秸稈無處下腳，隨處可見墻皮剝落景象。緊靠路口是唯一裝修過的“樣板房”，門鎖銹跡斑斑，吊頂燈上纏繞著蜘蛛網。

　　在遂平縣陽豐鎮、確山縣任店鎮等地的社區建設現場，荒草叢生，塔吊高懸，隨處可見尚未封頂的“爛尾樓”。根據現場告示牌的信息判斷，有的項目超出計劃竣工期兩三年之久。由于停工時間過長，很多指揮部辦公室大門緊閉，難覓人影。

　　夏邑縣是豫東一個典型的農業大縣，該縣駱集鄉香太樓村黨支部書記彭志愿告訴記者，從2012年開始，為了讓農村就近實現城鎮化，鄉里不再給農民新批宅基地，誰家要蓋新房，必須到鄉政府所在地的雙聯中心社區買房。

　　在山東夏津縣齊莊村，村民齊玉田原先居住的平房有180多平方米，還有個院子，拆遷后只換了一套75平方米的樓房、20多平方米的車庫，而且又搭上了6000元錢。“不住樓也不行，沒辦法，干部老是逼著我們，胳膊根本擰不過大腿。”

　　半月談記者在各地調研了解到，一些實施撤村并居的農村居民存在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明顯不適應。不少村民仍從事農業生產，卻要走出社區很遠種田，沒地方飼養牲畜、存放農機具和晾曬糧食，地下室儲糧抬上抬下很麻煩。

　　一些農民上樓入住新型社區后，收入不見增長而生活成本增加，對此頗多怨言。他們透露，不少社區要以農房和宅基地補償后差價購買，通常要花數萬元到20萬元。

　　河南夏邑縣香太樓村民崔秀蘭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村里自己翻蓋一棟樓房10余萬元就夠了，在雙聯中心社區買一套房子，再優惠也得20多萬元，靠種幾畝地和打零工的收入，實在承受不起。

　　山東夏津縣齊莊村村民齊秀亮說，齊莊村有310多口人，雖然不少人已經搬進樓房居住，但并不情愿，包括他在內。今年60多歲的齊秀亮，原來有260多平方米的平房，還有一個院子，但按照村里拆遷補償的規定，拆除后只能給150平方米的樓房，還是在5樓，并且每平方米還要再交三四百元。他感覺不公平、不合算。

　　地處皖北的濉溪縣孫町鎮陳樓村，距離淮北礦業集團童亭礦區直線距離不過5公里，早在2011年該村便作為煤礦塌陷區納入整體搬遷安置計劃。按照規劃，新村以農村社區的新模式建設在離舊村不遠的地方，目前已基本完工，等待村民搖號選地基。但該村付家莊90戶430余位村民因安置補償標準過低，拒絕搬遷。

　　“誰都知道社區的環境好，交通也方便，但是，住在社區花銷也大，水啊，電啊，菜啊，哪樣不得花錢？自己在村里，房前屋后撒把菜籽，一年的青菜就不用花錢了。”陳樓村一位村民說。

　　在河南遂平縣嵖岈山鎮魏樓社區，為了節約生活成本，不少已經搬遷的村民甚至“住著樓房燒地鍋”。徐堯村村民東洪濤算了一筆賬：全家5口人，如果用煤氣做飯，一月一罐就得120元。配合燒地鍋后，一罐煤氣可用3個月，這樣每月好歹能省下80元。

　　除了爭議較大的安置補償、上樓生活成本外，一些農村社區的相關配套，距離真正的社區還有不小的差距。

　　安徽北部某市提出從2014年起到2016年底，80%的鄉村兩級完成社區綜合服務中心硬件設施建設；計劃到2020年，基本實現農村社區全覆蓋，農村新型管理體系逐步形成。然而，記者在該市縣鄉采訪時，多位基層干部表示，對這一目標缺乏足夠信心。

　　讓村民無比頭疼的更有搬遷之后的就業問題。“如今鎮里不少新村空心化嚴重，缺乏產業支持。”安徽臨泉縣瓦店鎮副鎮長雍磊告訴記者，該鎮及鄰近村鎮普遍缺少鄉鎮企業。

　　在江西黎川縣熊村鎮，當地政府實施“鎮村聯動”模式，一些農民從山里遷到鎮政府所在地，住上了整齊劃一的兩層樓房。村民萬增云告訴記者，因為沒別的掙錢門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繼續外出務工，看起來很新的社區依然是空心的。

　　該村大部分青壯年在外打工，留守家中的多是婦孺、老人，以農業種植為生。社區按統一標準規劃，農民的莊稼地卻一再壓縮。“口糧地沒有了，要我搬進新家做什么？”68歲的五保戶村民趙清九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