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已經離開協和將近兩年，曾經的“急診科女超人”于鶯還是常常被追問同一個問題：“你為什么辭職？”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這座“東方醫學王國”像一座堡壘，里面的醫生掌管生死密碼，擁有至高無上的尊榮。

　　去臺灣學習全科醫療模式，開淘寶店，想開個人診所卻處處碰壁……危機感始終伴隨于鶯離職后的每一天。下個月，由于鶯擔任CEO的北京美中宜和綜合門診將正式對外營業。過去，于鶯用幽默率真的微博輕搔醫患關系的癢處，現在，于鶯希望打造一個“有溫度的診所”：“讓人來到這里很放心，不用擔心遇到不好的醫生，給你開很多的檢查和很多的藥。”

　　現在比在協和做急診還累

　　兩部iPhone在同時急促響起，于鶯飛快地掃了一眼，然后掛斷其中一個，接起另一個，語調上揚：“親愛的Alex，你說……”她正在聯系一個兒科線上復診的O2O項目。

　　于鶯的辦公室正對著窗外的車水馬龍。她身著一襲合體的黑底白點職業套裙，舉手投足間頗有幾分“商務范兒”。

　　這間位于北京朝陽區大屯社區的私立綜合門診，凝聚了她十個月的心血：從裝修到遞交政府材料、到過審獲得合格證、到每一個醫務、后勤人員的招聘，都由她一手包攬。

　　看上去，這間診所和傳統的醫院以及社區衛生站大不一樣：色彩溫馨的墻上掛著大幅油畫，乍一看好像走進了咖啡廳；兒科診室的墻上是充滿童趣的手繪，檢查床是一頭憨態可掬的“恐龍”；會客區的沙發寬大舒適，書簍里擺放著村上春樹的小說……

　　不過，于鶯很少在這里享受到愜意的時光。盡管診所還沒有拿到工商和稅務的執照，沒有進藥的合法資質，但于鶯早已開始了連軸轉的工作節奏。

　　她用極快的語速，向錢江晚報記者重復了5月14日這一天的工作安排：

　　早上到了先巡視一圈，9點開始約了一個在日本當地專門做醫療系統人員招聘的人過來聊；

　　10點鐘，約醫脈通的CEO聊如何構筑醫療標準化體系；

　　中午12點，請律師來講醫療系統的法律風險；

　　下午2點鐘，約上海一家醫療系統維護的公司，談診所的信息系統和流程優化；

　　3點半開始改一份文件，接著接受采訪。

　　“6點鐘開會碰一碰，8點鐘如果能從這里走回家，已經算最早的一天了。”

　　邊說著，于鶯隨手開始查看起天氣，因為第二天她將飛往上海出差。

　　“說實話，比在協和做急診累多了，是原來工作量的兩到三倍，可是潮流把你推到這個份上，你身上的責任遠遠超過其他一般的醫生，只能說，誰讓你當年寫了第一條微博呢？”于鶯苦笑。

　　我知道，我的專業面太窄了

　　2012年春天，“急診科女超人”在微博上一夜走紅。正像于鶯給自己貼的標簽，“天馬行空”，她將急診科的忙碌與壓力化為了輕松幽默的段子，也敢對120系統的調度體系、科研考核大夫的評判體系 “開炮”，于是，有人稱贊她為她最愿意為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發聲的醫生。

　　微博上的走紅，并沒能改善現實中的無力感，于鶯自身個性與體制的碰撞，也越來越強烈。她曾在微博上吐槽，她所在的急診科，是“全協和節奏最快、醫患矛盾最多”的地方。“排隊時間長、要求先看、抱怨沒有平車和床位，排在前三位的醫患矛盾就是這三個，” 于鶯回顧自己辭職的始末，“急診科的壓力越來越大，急診科要干的事情越來越多，醫院里各個科室對急診科的態度，也是‘憐憫同情但我們不管’，”長此以往，她不愿意再當“航母式醫療體的炮灰”。

　　協和醫院正是于鶯眼中“航母式的醫療體”。她曾經做過一個比喻：假設你在北京，沒有房子，如家酒店是5塊錢一天，王府井邊上的希爾頓酒店也是5塊錢一天，你愿意住哪？于鶯說，“我估計99%的人都打破腦袋住希爾頓，醫療現在就是這樣，去基礎的全科或社區衛生院看一次，是5塊錢；協和醫院主治大夫號還是5塊錢，如果不去協和醫院看5塊錢號，我傻啊，我浪費這個資源干什么？”

　　2013年7月，于鶯辭職了。不出所料，這引來大批記者。連續一個月，她每天都要接受四五家媒體采訪。一些私立醫療機構包括和醫療擦邊的行業，紛紛找上門來，開出不薄的薪水。

　　于鶯心里卻開始發虛了：“他們看中的是什么？無非是我新浪微博大V的身份。當然我還是協和畢業的博士，有在協和十幾年的臨床經驗等，問題是我知道，我的專業面太窄了，我那些醫療經驗，比如危重癥搶救，在私立的醫療平臺哪里用得上？”

　　想開個人診所卻碰壁

　　于鶯不喜歡體制，她覺得自己辭職的根本原因，正在于自己的個性在體制里“玩不轉”。但真正脫離體制之后，她的危機感，比任何一個人都來得強烈。

　　“體制帶給人穩定感和安全感，就像‘籠中的金絲鳥’——當然這僅指各個地區頂級三甲醫院的醫生而言——只要你踏踏實實地鉆研唱歌技巧，讓自己變得更美就行了，但是一旦外部的環境變了，‘籠子’沒了，嬌生慣養的金絲鳥，怎么到野外去生存競爭？”于鶯告訴錢江晚報記者。

　　辭職之后的第一個構想，是建立一家“小而美”的診所，“環境溫馨，服務到位，定價合理，并且能解決家庭80%左右的醫療問題”。于是，于鶯給自己放了一個“大假”，去臺灣學習全科醫療模式。

　　在臺灣，私立醫院在醫療界占比達到90%以上。每年符合醫療照顧條件的申請者，醫生將定期巡視重病患者，上門服務。“醫生會親自開車，把腎衰的病人接到醫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那里的醫療服務，讓于鶯驚訝而感動。

　　從臺灣回來，她堅定了開設一家個人全科診所的想法，開始風風火火地選址、做規劃，卻被當頭潑了一盆冷水：轄區衛生局告訴她，從北京北五環到東五環，一概沒有允許開辦私人診所的規劃。除此之外，私人診所要想通過審批，也難于登天，“個人開診所，在現在整個行政管理的架構當中，挺難實現的，就像管理賣菜的，大的菜市場好管，流動攤販不好管，所以干脆‘一刀切’，”于鶯說。

　　早在2012年，上海的知名血管外科專家張強，首先辭去醫院公職，開啟自由執業之路。于鶯曾經和張強參加同一個活動，主辦方打出了“共同開創中國醫療改革的新局面”的招牌，事實上，于鶯清楚，一個急診科醫生和一個血管外科醫生，從專業性的角度來說沒得比，并且，“急診科醫生沒有辦法多點執業，不可能今天在這里出急診，明天在那里出急診，尤其是在中國現在的體制下。”

　　封閉的環境，更有可能重塑

　　10個月前，于鶯接過美中宜和醫療集團的橄欖枝，開始籌建一家綜合門診。“和資本合作并不是壞事，以前在公立醫療機構里，醫生會覺得，商業就是花錢買東西，但是真正的商業到底是什么，醫生完全不清楚，”于鶯說，就像她辭職后開了一家售賣母嬰個護用品的淘寶店，其中攻擊她最厲害的，是醫生群體，“他們覺得，我們對你寄予了這么大的希望，你怎么能去開一個淘寶店？”

　　而現在做一間私立醫療機構，比開淘寶店更難，“這一塊沒有完全市場化，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做事，但是正因為它難、沒有市場化、封閉，所以才會有無數豐富的可能性讓你去重塑。”于鶯說。

　　她保持一貫的幽默本色，戲謔自己出任CEO是“腦洞開大了”，“什么CEO，不過就是高級打雜工。”

　　就像現在的微博說明，“不亂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將來，不念過往”。

　　不過她現在想做的事情，多少和改革舊體制有關。比如，她想讓醫生和患者進行深入充分的溝通，并且深入患者家庭，了解他的情緒、生活背景和運動飲食習慣；比如，她想建立一個醫療控費模型，對患者的治療費用進行總控制；比如，她想建立醫生薪酬的激勵系統，不把醫生的業務量和門診量和薪水掛鉤，而是綜合考核患者滿意度、復診量、包括醫生自我學習提高和在其他方面拓展的能力等——在傳統公立醫院，藥品決定醫生的“灰色收入”，固定收入則多少受科室整體效益影響。

　　眼下當務之急的工作，還有幫助她來自各個公立醫院的同事度過脫離體制的“危機感和不適應感”。她說，“現在我們的前臺，都是從公立醫院出來的護士，有的和客戶的交流還是有公立醫院的習慣模式。

　　“你用的是‘客戶’這個詞，而不是傳統的‘病人’或‘患者’，”錢江晚報記者提出。

　　“對，因為醫療行業本身就是服務行業，只是過去我們忽略了這點。”于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