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壓”與“拉”相結合的策略

　　4月29日，周恩來率領代表團一行安全飛抵昆明。

　　當天，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報告代表團平安抵達昆明。電報說：“出國半月，因時間短促，工作緊張繁忙，許多重要會談未能一一及時電告。準備在昆明休息幾日，把重要會談情況按專題寫出報告。”

　　從萬隆回到云南昆明后，周恩來一天在駐地的院子里散步時對成元功說：“這次出去很緊張，比較忙，睡覺少一些，休息幾天就補上了。大姐（鄧穎超）身體不好，不要對她講，免得她擔心。”成元功聽后，含淚默默點頭。

　　5月7日上午11時，周恩來一行乘坐的專機，在和煦的陽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陳云、林伯渠、董必武、鄧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來立即了解“克什米爾公主號”調查的進展情況。5月8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和印度方面負責事件調查工作的印度國家情報局副局長高。高向周恩來介紹了他在香港期間所了解的有關事件的情況。周恩來讓高轉告印度總理尼赫魯，請尼赫魯致電時任英國首相艾登，希望英國政府告訴香港當局在調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國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調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調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給港英方面。

　　5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會議，討論與“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相關的斗爭方針和策略。

　　經過研究，確定了下一步的方針：爭取破案，以使美蔣在世界人民面前聲名狼藉。破案的關鍵在于爭取英國與我合作。如英國表示愿與我合作，則我國可向他提供有關情報，否則，供給他情報不但無益，反而可能使兇手跑掉。如英國故意不破案，則可視情況同英國進行斗爭。在對英策略方面，大家認為，英國對此事一方面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對美國有顧慮，不敢破案，但也考慮到中英關系。因此，應采取“壓”與“拉”相結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針，當天，周恩來接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要他轉告英國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國政府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指示香港當局同我們密切合作，使“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事件能夠破案。如果我們把現有的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是能夠破案的。同時提出5點要求，主要是香港當局對得到的材料要嚴加保密，對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員要嚴加監視，以防逃跑，對涉嫌的主要人物應嚴格審訊，并要求審訊時有中方人員在場。

　　周駒潛逃臺灣

　　5月15日，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拜見周恩來，帶來英國首相艾登對周恩來口信的回復，表示英國政府愿全力同中國政府合作。

　　當天晚上，周恩來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和外交部情報司副司長熊向輝找來。周恩來對熊向輝說：“艾登已經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魯派高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做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項任務：第一、把有關‘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情報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第二、把香港當局破案的情況及時報回；第三、代表中國政府對香港當局處理這個案件提出意見和建議。這件事要抓緊。這件事也非常復雜，牽涉到臺灣、英國和美國。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進英國破案。”

　　熊向輝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點半經羅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署政治部主任威爾考親自到羅湖迎接，并派兩個便衣警察專車護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態。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臺灣的美國民航公司保安員電話，稱他們在從香港飛來班機的行李艙里發現一名“潛乘者”，經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職員周駒。

　　本來周駒在事發后非常緊張，一心想著趕緊離開香港去臺灣。這時，臺灣國民黨保密局給香港情報站下達指令，要他們采取隱蔽措施，同時讓特務轉告周駒，要保持鎮靜。特務機關讓周駒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傳訊，只要咬住不說，就不會有事，并準備從當月起，每月給周200港幣津貼，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傳訊過周駒兩次，但并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遙法外，并得以逃脫。中方得知周駒潛逃臺灣后，立即向港英當局表示抗議，并要求其將周駒引渡回香港受審。而港英方面則稱，香港跟臺灣沒有引渡條約，無法引渡。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中，周駒不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收買利用的一個工具，并非幕后的罪魁禍首，而港英當局在隨后的結案聲明僅僅指控周駒一人有罪，將一些證據確鑿的要犯予以無罪釋放，驅逐到臺灣。該案最終未能將兇手繩之以法，成為歷史的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