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接受

　　沒有辯護空間的案子

　　在采訪中，高子程不止一次提到“表演”一詞。在他看來，一個不能或不想在法庭上發揮真正追求無罪從輕、減輕作用的辯護人，其辯護行為無異于拿法庭當舞臺進行表演。也正基于此，高子程對于什么樣的案子接、什么不接，有著嚴格的把控標準。即便他的委托人曾經位高權重、財力雄厚，他也不想壞了自己的規矩，背離自己的良知。

　　新聞晨報：落馬高官的委托，你有些接，有些不接，根據什么做選擇？

　　高子程：我很在乎案情是否存在和辯護的作用發揮空間。辯護人根據案情分析判斷，結合辯護人自己調查取證，以現有法律為標尺，竭盡全力、兌現辯護人的職責和良知，提出無罪、重罪改輕罪、量刑情節體現較輕、從輕、減輕的一切理由和證據材料，并力爭取得審判認定的可能性。有這種可能性，就是有可辯護的空間。明知道發揮不了作用，還去接受這樣的委托，那無異于去法庭上表演，無異于二次傷害被告家屬的經濟狀況。這絕不是我能做的。

　　新聞晨報：你怎么判斷一個案子辯護空間的大小？

　　高子程：這有一個過程，一般是分三步。首先，家屬來找我的，一見面就會介紹一些情況。然后，我會結合一些已有的或調取的或公開資料做一些判斷。第三，跟家屬見面后我會要求一個考慮的時間，這個時間我會用自己的方式再去了解一些案情。會見被告也是了解的渠道。綜合以上信息，我去判斷通過合法的盡力的辯護，能不能起到作用。有就接，沒有我就明確告知，拒絕委托。

　　新聞晨報：以劉志軍案為例，你最早是接受了委托的，后來又退出。傳聞是因為你覺得沒法保他不死，是這樣的嗎？

　　高子程：首先我要澄清一點，劉志軍從未對我說過要我保他不死，這是媒體的謠傳。劉志軍案最早是他的家人委托的，協議簽了，錢也收了。我之所以退出，有兩個原因。一是接受了案件，半年的時間我沒法會見。第二，我聽信謠傳劉志軍受賄金額達到30多億，我信以為真，就覺得沒有什么空間了。如果真是30多個億，那就死定了。辯護毫無意義，盡管我認為劉志軍是工作狂，對高鐵貢獻大，但我不想事后留下這樣的名聲——“高子程的辯護毫無意義，不起作用”。我不應該在明知道辯護沒有意義的情況下，還去做無謂的辯護，這就等于去表演了。

　　當然，近一年后公訴時，指控的金額只有6000多萬，那按照當時的量刑標準和判例慣例，受賄2億以下沒判死刑，所以即使指派小律師出庭法援，劉志軍也是絕對不會被判處死刑的，所以劉志軍不請律師，相信組織，只求快判去監獄服刑治病。況且，劉志軍雖然涉罪，但其對高鐵事業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依法不可能判處死刑的原因之一。即便沒有辯護律師，也是這個結果。

　　新聞晨報：如你所說，像劉志軍案，還有一些其他案子，有些落馬官員上庭只求認罪，因此拒絕請律師，法庭就會為他請法律援助。那你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法律援助工作？

　　高子程：前面說過，我出庭都是因家屬或本人委托。我從沒有做類似落馬高官只求認罪，因拒絕請律師被法援機構指派出庭進行法律援助的案子。也可能我只求被告人合法權益不能被侵害而無視有關人員的旨意。

　　新聞晨報：那是不是意味著這方面的法律援助都是走過場？

　　高子程：法律援助是必須的，只要盡責，就是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救濟補充。法援律師很辛苦，報酬微薄，主要出于公益心，在被告人認罪不請律師或無錢請律師時，國家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指派不需本人付費的律師為其辯護，這是法治文化和社會文明的標志之一。

　　新聞晨報：總結一下，在你代理過的落馬高官辯護中，哪些案子的結果是令你滿意的？

　　高子程：最滿意的肯定是無罪釋放的。比如前面講到的王永安的案子。

　　有些案子的結果，只能說是比較滿意的，還不盡如人意。比如陳同海的案子，陳良宇的案子，等等。陳同海同期的判例，很多1個億的都死刑了，他近兩個億沒判死。我的辯護意見是至少要撤銷1億4千萬余元的指控，只認定5000萬的證據存疑的涉案金額。最后判還是判了2億，但量刑只給了死緩。陳良宇的案子，三個罪改成兩個罪，撤銷一個罪，也算比較滿意，但不盡人意。鄭光迪案撤銷200萬指控只認定存疑的5萬，也算進一步。其它等等類似。

　　為貪官辯護

　　不是做他們的幫兇

　　高子程說，辯護是國家通過立法設定的制度，其中當然包括落馬高官享有同等的聘請律師辯護的權利，這是法治社會的標志之一。“作為落馬高官的辯護律師，我不是他們的幫兇，也不是在為他犯罪行為進行辯護。而是維護他的合法權益辯護，避免錯判，避免輕罪重判”。在高子程看來，如果沒有辯護律師，作為司法審判的天平一端必將失重，天平不平，司法難以公正。

　　新聞晨報：你代理的過程中有受過威脅么？替貪官辯護，會不會讓你背上罵名？

　　高子程：有受過威脅。代理天津的一個案子，就有人通過打電話、發短信的方式威脅我，說“我要讓你死得比李莊還慘”。也有好心人勸我，出于我的人身安全考慮，讓我別去接一些案子。極少數情況下，也會有人站出來說不希望我去接某某的官司。

　　但我從來不認為，此類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有什么不同或風險偏高。恪盡職責、兌現良知、不負委托、不應付或表演、竭盡全力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是辯護人的天職也是律師法對律師職業道德的要求。

　　至于罵名，也有。比較常見的說法，就是“你是替貪官辯護的，沒人會相信你”之類。我從不上網，對于輿論，我本身并不關心，但是我也承認輿論有時會讓案情變得復雜，甚至會對法官能否依法做出判決產生影響。

　　新聞晨報：代理這一類的案件，在調查取證方面，律師會不會遇到一些特殊的阻力？

　　高子程：看情況的，以往的確有，會見難、取證難。但是現在情況好多了。即便以往，也視案件不同，情況也不同。比如陳同海的案件，他的原單位就非常配合我的調查取證工作，需要什么材料馬上給你復印，需要見證人哪怕人在國外也及時給你調回來。但是陳良宇的案子，我的調查取證就很困難。比如說，我去有關部門調取房屋賣方合同，就沒調來，只能想辦法從另外的渠道取證。因為他的身份特殊，一些有關單位就不敢給他的辯護律師提供幫助。

　　在我看來，這些所謂阻力主要取決于下面人的心態。怕事的心態還是比較普遍的，都不愿意惹事。

　　新聞晨報：這兩年與過往相比，高官落馬的新聞接連不斷，是不是專程來找你的人也比以前多了？

　　高子程：是多了。與十八大之前相比，來找我的人比之前多了一倍。我只接了其中三分之一的案子，因為我必須考慮我能在法律層面、證據層面發揮多大的作用。

　　新聞晨報：現在老百姓好像也見慣了“打老虎”的場面，這種環境的變化，對于辯護律師的工作有影響嗎？

　　高子程：其實“打老虎”原本就不神秘，高官因為貪腐落馬，這本身就是正常的事情，該抓的抓，該捕的捕。我相信隨著改革的深入，在制度層面構架避免腐敗機制的希望也越來越高。

　　當然，這類案件愈發的公開透明，并引起社會的關注，會推動法治理念的傳播，這是社會的進步。對于我們律師職業而言，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