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曾為多名原省部級官員辯護，律師高子程接受新聞晨報專訪

　　“十八大后，找我的人多了一倍”

　　晨報記者張源北京報道

　　“我不是什么‘落馬高官辯護律師’。”高子程說。

　　本月的一個周末，高子程與新聞晨報記者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邂逅，隨后接受了新聞晨報的專訪。

　　的確，高子程這個名字公眾的知曉程度并不高，他是一個務實而低調的律師。但在他的委托人名單上，有一長串曾經的省部級高官，甚至還有原來的政治局委員。這份委托人名單里，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交通部原副部長鄭光迪，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等，他們的共同身份，被公眾習慣地稱為“落馬高官”。

　　“我從不上網，習慣于遠離輿論，只通過接受家屬委托這一種方式接落馬高官的案子。”高子程說。可十八大之后，來找他的人還是比之前多了一倍，“我只接了其中三分之一。”

　　陳良宇案

　　只是個普通刑事案件

　　2007年初秋，高子程坐在北京的辦公室內，接到一個陌生女子的電話。對方自稱是陳良宇的妻子，詢問高子程是否愿意為陳良宇辯護。電話來得很突然，但高子程思慮再三，也通過與陳良宇家屬的面談，他從各方面綜合考察了陳良宇的案情，最后，他接受了這份委托。由于他的辯護，檢方指控陳良宇案的三條罪名最后有一條并未成立。

　　除了陳良宇，委托高子程辯護的落馬高官還有一長串的名單。盡管高子程說自己是個“萬金油”型的律師，但為落馬高官辯護的案例，無疑是他所有官司中最引人關注的。

　　新聞晨報：知道你的人提到你，總是能想到你代理過的那些落馬高官，比如陳良宇、陳同海，等等，給這些落馬高官辯護，會不會成為你的一個“標簽”？

　　高子程：有媒體給過我“落馬高官辯護律師”的稱號，但事實不是這樣，起碼我本人不認同這一點。我不知道別人怎么看我，但我自認為我就是個有良知、勤鉆研的法律人而已。涉及落馬高官的案子，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代理過很多民事商業糾紛類的、涉案金額幾十億的大案。我也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首席仲裁員。以陳良宇案為例，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個普通的刑事案件，依舊盡責求無或減輕而已，只是委托人本身的身份背景比較特殊罷了。

　　新聞晨報：你一般是怎么接到這些落馬高官委托的？

　　高子程：我接的這些落馬高官的案件，都是家屬直接來或通過許多關系介紹找我的。像陳良宇案，就是他妻子來找的我。

　　新聞晨報：你覺得這些落馬高官的家屬為什么會來找你？

　　高子程：家屬來找我，多是多方了解，很多都是希望能追求一個比較好的、比較公正的效果。來找我的，有些我接了，但沒接的更多。對于家屬而言，選擇辯護律師，首先還是看重律師的專業水準，另一方面也很看重律師的良知和實效，這也包括對他們隱私的保護，在媒體面前保持克制或掩護。可能我在這兩個方面，能讓很多來找我的人放心。

　　落馬官員

　　如何表現態度有技巧

　　一說到落馬高官的受審，可能公眾的印象就是判刑已成定局，無非是態度好判得輕態度不好判得重。但高子程手里有完全翻案、無罪釋放的案例。他說，造成這樣的印象，是因為過去的執法理念、執法人員，在相當程度上還殘存著有罪推定的思想，這就導致一個人一旦被控制，就盡量給他定個罪。所以他很在乎辯護人獨立地位的體現。而對于“態度”，高子程認為，只是酌定情節，過于在乎“態度”容易失去保守判決的機會。

　　新聞晨報：在公眾的印象當中，曾經的高官一旦站上了審判席，入罪就已成定局。無非是態度好判得輕態度不好判得重咯？

　　高子程：原中國機械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總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王永安，涉嫌私分國有資產案等等幾項罪名，最后經法庭控辯，無罪釋放。

　　比起普通人的官司來，他們想要得到無罪釋放的難度的確更大，因為他們本身地位比較特殊。另一方面，我們過去的執法理念、執法人員，在相當程度上還殘存著有罪推定的思想，這就導致一個人一旦被控制，就盡量給他定個罪，過去這一點在官員群體上體現比較明顯。

　　但他們對于自己的態度確實都比較看重，特別希望能在審理階段給法庭、外界留下一個好的態度。

　　新聞晨報：說到底，落馬高官還是很在乎態度？他們還是在乎態度大過于在乎辯護嗎？

　　高子程：總體上說，這些委托人普遍的素質比較高，他們理解能力都很強。起碼就我代理過的案子來看，這些官員都能跟我很好的溝通，也能跟我有很好的配合。

　　但這些委托人，對于辯護到底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心里也都有顧慮。與之相伴的是，他們又都有期盼。既希望法律能發揮作用，又擔心發揮不了作用，這兩種心態都有。

　　新聞晨報：這些落馬高官為什么這么看重態度？在庭上，態度好壞到底能發揮多大作用？

　　高子程：對這些落馬高官而言，經歷了偵查、起訴這兩個階段的審訊，他們可能認為態度好是獲得從輕處罰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這也是行政官員的一種固有思路，比較注意自己的形象，更像一種習慣。

　　但我個人則覺得，“好態度”的意義沒有那么大，因為從法律角度來說，這個不是法定的從輕減刑的情節，只是酌定情節，容易失去保守判決的機會。

　　所以對于辯護律師而言，我既要做真實有效的無罪或罪輕的辯護，又要保留他們的好態度，在這之間如何恰當的處理和分工，是需要技巧的。

　　新聞晨報：對于你說的這種“處理和分工”，可以舉個例子么？

　　高子程：以陳良宇案為例，他就很尊重我的意見，也很容易理解我的意見，理解得很透，也愿意按照我的策劃和設計去做。他會仔細聽我的意見，還會做筆記，他也承認我的設計是對他有利的。

　　我們的辯護設計就是，由陳良宇展示好態度，我們提出無罪、輕罪等辯護主張，力爭無罪、重罪改輕罪等辯護觀點和理由。法官肯定了“陳良宇在整個庭審過程中，認罪態度很好，回答問題實事求是”。而最終陳良宇的玩忽職守罪被撤掉了，起訴的三宗罪只認定了兩條。這就是充分利用辯護人的獨立地位的技巧之一。

　　新聞晨報：你代理過的這些落馬高官案件中，當事人的法律知識與觀念，跟一般的案子有區別么？

　　高子程：說實話區別不大。我接的一些案子，首先就是要讓他們了解并理解一些相關的法律知識，告之構成犯罪的要件和條件，不構成犯罪的各種理由和可能，就像是給他們上課。不過就像我前面說的，他們的理解能力都很強。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黃松有，他原來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審過刑事也審過民事，對于案情他有自己的意見。作為他的辯護律師，一審時他和另一律師與我的觀點不一致，但二審階段他的意見就跟我一樣了，認為我的觀點成立，主張貪污罪名不成立。

　　新聞晨報：很多落馬高官原本就位高權重，甚至也曾有能力去影響司法公正，現在輪到他們受審，他們會不會擔心別人的權力會影響他的案子？

　　高子程：這個心態是很復雜的，有些人會有你說的這種擔心，但有的也沒有。有些官員本身就覺得他的事情不是犯罪，他沒想到利用權力去牟利。還有一類，他認為司法權和行政權是不同的，司法權代表的國家機器的運轉，會按照一個嚴密的程序進行，而國家與他個人無怨無仇，所以他也會很期待能得到法律的公正審判。

　　當然，就以往而言，的確有一些案件以外的因素和色彩會產生影響，比如某些領導的干預，輿論的綁架等等。出現這類情況時，當事人就會對法律持懷疑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