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絲路基金發起行之一的國開行，2005年就在多個國家開始國際業務的投棋布子。據陳元透露，未來還將推動設立“絲路合作委員會”等合作平臺，支持企業“抱團出海”，提升企業整體競爭力，并運用國際合作網絡和互聯網技術，協助企業拓寬戰略空間及信息、項目和融資渠道，發揮開發性金融的重要作用。

　　中國民營經濟國際合作商會所擁有的千億級別銀行授信也是一個選擇。作為專門服務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的綜合性國際商會，目前已與133個國家的投資機構和140多家外國駐華使館和商務機構建立了戰略合作，與遍布全球五大洲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2萬家中資民企建立了聯系，在項目、金融方面信息資源豐富，將為投身“一帶一路”的民營企業家提供更為細致的項目金融服務。

　　此外，福州、廣州等地方版基金以及億利資源集團等主導的企業版基金也方興未艾。據億利資源集團首席運營官劉國忱透露，由億利資源集團、泛海集團、正泰集團、匯源集團、新華聯集團、均瑤集團六家民企聯合國內外數家戰略投資人和金融機構發起的綠色絲綢之路私募股權基金（首期），將在未來2-3年內參與投資中國和“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生態光伏項目，帶動1000億元以上的投資額，綠化3000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特別適合巴基斯坦等能源基礎設施相對薄弱、發電需求巨大的國家和地區，不僅不需要占據肥沃的土地，還能帶動周邊的油料植物加工業，形成多贏局面。

　　安全保障亟待重視

　　不過，在民企不斷“走出去”的過程中，一些風險與瓶頸也逐一顯現。

　　“謀發展首先要謀安全，維護好走出去企業自身的人員和機構的安全，是企業扎根扎得深的基礎，也是實現自己規模效益可持續擴展的前提。”外交部領事司副司長翟雷鳴分析認為，對于企業而言，首先要做好安全評估，商談項目合同的時候，一定要和合作方商議安全事宜，最好把安全責任委托給當地政府與合作者，同時要求其負責解決工作簽證和勞動合同等問題。此外，要完善企業的安保制度，理清國內總部和國外分部之間的安全職責關系，境外項目要及早制訂規章制度和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預案，發生事件的時候，明確管轄職責。

　　“我們有些企業為了搶工期，明明知道工人簽證已經過期了，但是還偷偷摸摸地做，本來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事情，最后變成一種違法行為，這種例子還不少。”翟雷鳴建議，企業把安保投入計算到成本之中，并加強項目所在地各界人士的交往，了解當地的風俗習慣，至少要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適時開展“公共外交”，積極介紹企業為當地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

　　金融安全方面，一些與會民營企業則對“出口信用保險”改革充滿期待。一名負責中國周邊國家項目融資的企業人士對中華工商時報記者表示，目前，主要有三大難題待解：一是按國別分類評級的標準問題，由于標準主要由西方國家制定，“一帶一路”中的很多國家都被評為高等級風險，但這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但會影響投保，進而影響銀行貸款等；二是對客戶的資質的評判標準問題，大量新興國家的企業，往往不具備歷史財報、歷史盈利情況等資料，因而會受到很大限制；三是中長期項目險投保過程過長的問題，目前超過一定金額需要財政部審批，與企業項目執行脫節，需要加快流程。

　　實際上，隨著“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規模，對大型成套設備出口融資應保盡保”等描述寫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制約境外中資企業發展的信保環境問題或將得到逐步解決，讓市場主體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羈絆少了，企業“走出去”的熱情自然會大大提高。

　　正如商務部原副部長陳健在發言中所強調的，“一帶一路”是中央根據國內國際形式變化，以經貿為中心，政治、經濟、安全相結合的新時期我國對內和對外開放策略，要進一步加強貿易投資便利，積極消除現存的貿易投資障礙，采取一些靈活的安排，不要片面追求高標準、新水平，在這個基礎上再逐步深化直到成熟，“這一定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但就整個“一帶一路”戰略來看，一些規劃也不宜過細。“應該明確，‘一帶一路’是宏觀戰略，而不是具體戰略，不宜過于具體，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概念，中央確定好原則、目標、方針、政策，留下足夠空間讓地方、企業去發展，也要留下調整的空間，同時要處理好戰略、戰役和戰斗的關系，加強政策的中觀設計。”陳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