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情上沒有自制力，注定會打敗仗”

　　在對馮偉林、鄒和平審判的同時，馮偉林的妻子、弟弟、妹妹先后受審并獲刑；鄒和平的兒子也被判刑；而陳明憲的諸多親屬也一并被審查。面對“領導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的諄諄教誨，馮、鄒、陳3人當作了耳邊風，一些親屬成為“中介”，最后害了整個家庭。

　　馮偉林：我的主要違紀違法犯罪金額，是為弟弟妹妹打招呼，讓他們謀取重大利益而獲得的。父母早逝，我是長兄，本應嚴格要求他們，讓他們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而且他們本身也有一個好的職業。但是，我逐步放松了對他們的要求。重溫曾國藩提出的治家八字訣，想想這些先賢前輩的教導，我真是無地自容。“君子不欺暗室，佛子不作非法”，而我在親情上沒有自制力，注定會打敗仗。

　　做人要有底線，做事要有底線，交朋友、處理親情也要有底線。“最鐵的是規律，最硬的是法律，最嚴的是紀律，最需要的是他律，最重要的是自律”，而我沒有很好地把握，一步一步，越過了“雷池”和“高壓線”，換來的是牢獄之災。

　　鄒和平：對子女的關愛是每個父親都會做的，這種關愛應是教育和鼓勵子女努力地工作、走正道。但我利用自己的權勢為兒子謀取不義之財去打招呼，鋪平道路，包庇和支持他收受別人送的好處費，使他也陷入犯罪的泥潭，還以為這是在幫他。其實，這是一個父親在害親生兒子，在毀掉親生兒子的美好前途和幸福生活。

　　記者后記

　　古人說：“天下富貴有三，貴莫大于無罪，樂莫過于無憂，富莫過于知足。”無論是馮偉林、鄒和平還是陳明憲，他們本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有一番更大的作為，但終究自食惡果。就像陳明憲在其懺悔書中寫的：“當你手中有了權力，權力又在某種程度上失去制約、失去監督的時候，這時候的權力者，最容易利令智昏、胡作非為。”

　　權力是一柄雙刃劍，用好了可以造福社會，用不好則傷人、傷己、貽害社會。馮、鄒、陳如此下場，固然有自身的根本原因，但亦要反思：反腐制度設計是否可以更加科學、有效？監督應當如何更有力度？唯有扎好制度的籠子，將權力緊關，才能真正減少如湖南交通系統這樣的塌方式腐敗，才能真正使官員不敢腐、不能腐甚至不想腐。(半月談記者 陳文廣 史衛燕)

　　懺悔實錄二：“一霸手”權力游戲玩轉縣域

　　權力變現兩大路徑：賣官帽、插手工程

　　在安徽蕭縣、泗縣和太和縣三地，縣委書記貪腐引發的“多米諾效應”涉及當地干部少則數十人多則上百人。半月談記者最近獲取了三地落馬縣委書記的懺悔書，發現用人腐敗和官商勾結成為權力濫用的兩大風險點，一把手權力失范帶來的官場逆淘汰和社會生態惡化成為塌方式腐敗發生的加速器。

　　毋保良，蕭縣原縣委書記、縣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因犯受賄罪(非法收受共計人民幣1869.2萬元)被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劉家坤，在2007年至2012年擔任太和縣委書記、阜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期間，伙同情婦趙曉莉收受他人賄賂2929萬余元，被判處無期徒刑。

　　晏金星，在泗縣10年間受賄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賄金額達520余萬元，其中接受下屬請托賣官近百次，所得300余萬元。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

　　批發官帽子、權錢交易是落馬縣委書記主要貪腐表現。毋保良、晏金星案發后，蕭縣、泗縣兩地許多鄉鎮和縣直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多有涉案，蕭縣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職，泗縣也查處干部近百人。

　　毋保良：擔任縣委書記期間，我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一些給我送錢的干部解決了提拔、重用和調動問題；還利用職務的影響，為一些建筑商承攬工程，給發包方打招呼，也為一些開發商的拆遷和樓房預售單獨吃過“小灶”，還為一些給我送錢的企業在貸款和融資方面提供幫助。

　　到蕭縣擔任常務副縣長半年多之后，有時發現有的干部在節日期間沒有給我送禮，思想上還會有想法，是不是這個干部對我有意見，我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他了，直到這個干部在節日過后補上禮金之后，我才算放下心來。

　　晏金星：手中有了權力，各種誘惑就紛至沓來。他們看中我手中的權力，有的拉關系，有的逢迎拍馬，有的送錢送物。凡此種種，不外乎干部謀求職務升遷、得到工作支持；企業為了謀取更大利益。

　　劉家坤：我利用手中權力，以情婦為工具，收受太和晶宮集團董事長1300萬元作為上海購房款。該公司在太和承建的民安路工程審計、房地產開發中碰到諸多方面的困難，如與地方鐵路矛盾、緩交出讓金、工程施工等，我就有求必應地幫其解決困難謀取利益。

　　思想底線如何步步失守

　　晏金星：看到商人出手大方，慢慢地思想發生了變化，認為作為縣級干部，工作任務重、壓力大，貢獻不比他們小，但待遇和他們沒法比，于是思想防線出現了滑坡。后來，對他們宴請和錢物的饋贈便欣然接受、心安理得，喪失了一個黨員領導干部最起碼的原則底線。

　　毋保良：參加工作30年，受黨培養教育多年，但在我的思想深處，認為金錢就是實力的體現，有了錢就可以擁有一切；同時也認為，自己工作大半輩子，趁自己有權有勢，多撈點錢留退休以后享用。

　　2005年下半年，我在貪婪和恐懼心態的共同作用下，采取了一個自己認為是“萬全之策”的辦法，動員我弟弟開辦醬菜廠，把自己收受的錢財投入到醬菜廠，以便漂白贓款，規避組織調查，自作聰明地認為總算找到了一個“保險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