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起初是反抗傳統散文的“新散文”干將；其后，他轉身做起紀錄片，主創歷史紀錄片多部，為《辛亥》、《1405，鄭和下西洋》、《利瑪竇：巖中花樹》等大型紀錄片做總撰稿。2011年，他進入故宮，成為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的一員。

　　無論是寫古建筑還是故宮珍品，祝勇的寫作始終圍繞歷史背后的人事細細展開。繼《故宮的風花雪月》之后，他即將推出新作《故宮的隱秘角落》，繼續身處歷史現場、潛心文化散文的探索。

　　今年是故宮博物院成立90年，祝勇的部分新作品也將一一面世。借此機會，羊城晚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故宮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過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

　　羊城晚報：最近出版的《故宮記》中收錄了你關于中國古建筑的散文，你在序言中寫道：“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長出的精神植物。”凸顯建筑的精神內涵，這好像是你寫作中一以貫之的風格？

　　祝勇：每看到一幢古建筑，我的心里都會升起一種異樣的感情。我會想到曾經在里面住過人，在里面流過的歲月。在我心里，建筑是時光的容器，也是情感的容器，不論是像故宮這樣恢弘壯麗的皇家建筑，還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場，都是這樣。

　　我生長在東北沈陽的一幢日式小洋樓里，小小的三層樓，住了幾戶人家。進門后，是窄窄的木制樓梯，小時候，我常在那陡陡的木樓梯上爬來爬去。很多年后回到沈陽，我很想再去看看那座小洋樓，重新踏上木樓梯。但遺憾的是，那座小洋樓連同周圍的一片民國建筑，都早已被鏟平了，原地蓋起一座高樓。我的心里空蕩蕩的，好像自己的回憶之路都被鏟斷了，我變成了一個來路不明的人。所以我很理解寫過《城南舊事》的林海音不愿意再回北京的那種感受——城墻都被拆了，還回來干什么呢？

　　人們常說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這話被說濫了，但我仍然覺得它很準確。因為建筑會煽動起一個人的感情，是每個人內心的一部分。有一次與作家寧肯談西藏，他說布達拉宮像架在高山頂上的一臺鋼琴，這話一下就觸動了我，沒有比這更凝煉的表達了。

　　羊城晚報：所以你筆下的故宮也是充滿人情的。

　　祝勇：對，故宮也一樣。它威嚴、壯麗，讓人望而生畏，但它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過它的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而已。無論皇帝、嬪妃，還是太監、宮女，他們也都是人，會喘氣，有情感，所以我寫作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把歷史人物當人看。他們在宮殿里經歷過一遍遍的春秋，人世的滄桑、國家的興滅，都被建筑所見證。所謂“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所謂“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或許只有面對浩大的宮殿，才能真正理解這樣的喟嘆。所以，對建筑的書寫與研究，不僅僅是建筑學的事，也是歷史學、文學的事，因為建筑的內涵太豐富、太復雜，它牽動歷史，牽動情感。

　　羊城晚報：“祝勇文化筆記”系列中的《再見，老房子》、《北京：中軸線上的都城》等文章，都可見你不拘一格地將建筑、空間、歷史等等凝聚于筆端，這也是你所說的“跨文體寫作”實踐嗎？

　　祝勇：這些寫作，都是“跨文體寫作”，不僅需要文學寫作的能力，更需要一個綜合的知識結構，比如對歷史、建筑、民俗、藝術等的了解，它需要綜合能力。現在許多作家知識面太窄，只會編故事，而許多學者只會用學術八股寫文章，都有局限性。能跨越二者，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