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學的文化整體性

學術周刊：您于2003年首次提出“故宮學”的概念，這是基于怎樣的思考？如何界定這一概念與學科？在此之前，是否已有相關學術研究？

鄭欣淼：2003年，我在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博物館論壇上發表了題為《確立“故宮學”學科地位開啟故宮研究新局面》的講演，正式提出“故宮學”學術概念，并從故宮學研究的對象、故宮學研究已有良好基礎、確立故宮學學科地位的目的和意義三個方面做了詳細論述。

其實，我對故宮文物引起關注，可以追溯到2000年。當時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個“清代宮廷包裝藝術展”，當時還在國家文物局任職的我，受邀來觀看展覽，受到很大啟發。我發現，這些包裝不是一般器物的包裝，而是與珍貴文物結合在一起的，并且是專為皇室或皇帝制造的用品。展覽把清代宮廷包裝定位在藝術的角度來展示欣賞，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好的包裝不僅講求實用，而且注重美觀，把科學與藝術結合了起來，是創造性勞動的結晶。這一展覽加深了我對文物內涵的了解，拓寬了我對文物概念的認識。據故宮同志介紹，由于認識上的原因，過去往往把文物與其包裝物區分開來，對包裝不甚重視。例如著名的乾隆“一統車書”玉玩套裝，是利用日本漆匣作為外包裝，匣內錯落有序地擺放10層錦盒，錦盒內有造型各異的古玉及為之彩繪的山水、花鳥、詩詞詠頌。為防止套匣置放順序混亂，特將層數順序與吉祥祝愿的名字合二為一，如一統車書、二儀有像、三光協順等，把實用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底蘊結合起來。這套精美的套匣，無疑也是文物，但長期以來只是把匣中的玉器作為文物保藏，而把套匣棄放它處，據說為了這次展覽，也是費了好大勁兒才讓它與玉器合在了一起。看完展覽后，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提出要擴展文物的概念，不只限于傳統的青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方面，也不應簡單地按某一年代作界限。只要有一定的歷史文化意義，就應該當做文物。

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即怎樣看待故宮的文物藏品？故宮文物包含兩類：一類是傳統的文物，如銅、瓷、書畫、文玩及其他工藝品等，它們一直是作為藝術品而庋藏的；另一類是反映宮廷典章制度以及日常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的物品，大多是當時的實用之物。過去不少宮廷歷史文物長期未被視為文物，或僅列為“文物資料”，其原因主要是認為這些遺物存在缺乏藝術性、不完整性、大量重復性、時代晚近性、材質普通性或重復品太多等問題。比如宮廷戲曲文物很多，除過大小4個戲臺，還有1萬多冊清宮劇本，7000多件戲衣，以及刀槍等各種道具等，這些都被列入文物之列，但有關戲曲的888件靴子與盔頭，在當時則不被納入文物之列。如果研究清宮戲曲史，肯定是要包括所有跟戲曲有關的實物，包括這些靴子與盔頭。這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是把故宮僅僅當做藏寶之所，還是展現宮廷歷史文化的場所？這是關系故宮價值、故宮博物院性質的認識問題。我們認識到，清宮的所有遺存，沒有不是文物的。其一磚一瓦、一物一件都有其自身的價值與生命。這是故宮的最大特色，也是故宮的特殊價值，而保護好一個完整的故宮則是故宮博物院的使命。

我提出故宮學，其依據與基礎就在于故宮文化的整體性。我與一些人交流，經常有人會說，鄭先生是講故宮學的，故宮里那么多東西，當然可以稱作“學”的。我說，提出故宮學不僅是故宮藏品多，還包括這些藏品與宮廷建筑、與皇帝的關系，藏品之間的關系，包括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等。比如說“三希堂”的三件法帖，可以從不同角度研究，但是弄清楚這三件文物是怎樣進入宮廷并放在什么地點，又如何最后藏到養心殿西暖閣的三希堂，并且研究乾隆皇帝在其上的眾多題跋等等。這就是故宮學的研究。只有堅持故宮學視野，才能看到故宮文物的生命，也才能深切地體會到，這些文物是有歷史內涵的、有故事的，是互相聯系的。

故宮學提出之前肯定有相關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為故宮學的提出奠定了基礎。特別是經過10多年的發展，故宮學得到了很多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認同、支持與參與，故宮學研究人員也開始實現學術范式的轉化，這關系到對故宮歷史文化的發掘與傳承。在研究過程中，我對清宮文物也產生了一些新感想與新思考———清宮留下的文物，特別是一些工藝品與圖書，不能簡單地看作國寶，還要看到以乾隆皇帝為首的知識分子對它的研究，這個研究與清代學術史相呼應，對清代考據學也有一定推動作用。今天看清宮收藏，應該看到其中也包含著一定的學術成果。

學術周刊：今年是“故宮學”提出的第15個年頭，有觀點說，故宮專家多、學者少，是否贊同？在這期間，“故宮學”從理論與實踐上經歷了怎樣的發展？

鄭欣淼：我認為，這個觀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專家與學者各有所長，但不可分割。如果專家沒有一定學養，專業不可能“專”得很好。我們現在指的專家，主要是一些專門家，指的是比如說鑒定文物上比較有優勢，但相關學問有些欠缺。但故宮專家都是勤懇學習，有一定學養的。對故宮的發展來說，需要的就是這樣的專家型學者、學者型專家。

2002年以來，故宮學在機構設置、重點學科研究上，都開始有所發展。2005年至2009年，故宮博物院先后建立古書畫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保護研究中心、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藏傳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五大研究中心，通過組織學術研討會、合作科研課題以及專門人員進行互訪等形式，推動故宮博物院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學術界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視與研究。

在這期間，還重視故宮學術整理與出版。比如《唐蘭全集》，因為手稿字跡潦草，專門邀請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進行手稿鑒別，共12冊，直到2016年才正式出版。其間開始出版500卷左右的“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這是有關“紙上故宮”的重大工程，至今已出近百卷，并一直在出。

我任職故宮博物院期間，還做了一些基礎性工作。故宮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宮殿和文物，不只是純粹的理論文獻，因此故宮學研究還具有實踐性。對宮殿的百年大修、文物的清理保護也是故宮學的應有之義。完整的故宮遺產，不只有物質遺產，還有非物質遺產，多年來，故宮的古建維修及文物保護技藝、技術，已有多項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

2012年后，單霽翔委員開始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手抓“平安故宮”，一手抓“學術故宮”，單就學術研究而言，取得了重要成績，最重要的是成立了故宮研究院，已有20個研究所；同時成立了故宮學院，主要是宣傳推廣與培訓。這兩個機構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

故宮文化要研究，也要普及

學術周刊：您曾提出，研究“故宮學”需要有大文物、大故宮、大傳統、大學科的學術觀念，為什么？

鄭欣淼：大文物、大故宮是就故宮學的研究對象及范疇體系而論的，大傳統是從故宮學研究對象及范圍的文化意義層面而論的，大學科則是從故宮學的學術理念及研究方法角度而論的。可以說，這四個概念基本概括了故宮學的范疇體系。

對于故宮研究，需要有一個“大故宮”概念。在歷史上皇家建筑是統一管理統一規劃的，這就需要在重點研究紫禁城宮殿時，還要注意與它有密切關系的如沈陽故宮以及明清壇廟、陵寢、園囿、行宮，重視故宮明清建筑的整體性。“大故宮”不止是空間概念，還包括時間內容，與今人對這些遺產的保護、研究等聯系在一起。

大文物就是全面認識故宮文物藏品的價值，凡是能夠反映宮廷歷史文化的遺跡、遺產，都是故宮遺產的一個部分，都要重視與保護。這里面就囊括了故宮所有遺存，包括古建筑、可移動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文物的觀念在于把故宮作為一個特定時期的完整的文化體來看待，既是典章制度和宮廷生活的載體與反映，也蘊含著豐富生動的內容與故事，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比如3000多件腰牌，相當于今天的出入證，上面還簡單記載持有人的面目特征，由此可了解當時的門衛制度。

大傳統要求整體把握故宮研究對象的價值與意義，故宮文化既是對中國封建社會皇家文化的傳承，又有其新的發展特點，還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的主流文化，同時帶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故宮文化的大傳統性質主要體現在獨有性、集大成、累積性和象征性幾個方面，承襲著傳統文化又接續著現代文明，是歷史的也是未來的。

大學科的概念，是基于故宮學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性以及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而提出的，不是當今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中某一學科門類所能簡單涵蓋或對應的，而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學科。

學術周刊：關于故宮學，您曾談到“文化整體”的概念，這對挖掘故宮歷史文化內涵有怎樣的作用與意義？

鄭欣淼：提出文化整體的概念，其意義在于克服人們對故宮的碎片化認識與研究，使之全面深刻地來了解故宮。同時將故宮作為一個文化整體，故宮學研究將會更加深入，不是簡單停留在說某件文物好，而是進一步論證這件文物在當時宮廷中的狀況，還可以與檔案、其他實物相結合進行研究。

學術周刊：之前人們多認為故宮只是旅游景點或者藏寶場所，很少重視故宮文化價值。請您從故宮學角度，來談談如何推動對故宮歷史文化的普及？

鄭欣淼：故宮是中國古代宮殿建設的集大成者，在我國文化遺產中很具代表性，這就需要認識故宮的真正價值，它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載體與反映，也是世界認識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故宮的學問很深，但要不同層面人群接受，展覽就很重要。通過多年來的探索與發展，故宮展覽的展示方式、水平在提高，特別是與時俱進，利用了很多科技手段。近幾年來，單霽翔院長對故宮推向世界、深入群眾做了相當了不起的工作，比如文創產品的開發，引發社會的熱烈反響。這些也與人們的整體素養在提高分不開。2015年故宮展出《清明上河圖》，吸引了很多觀眾，甚至很多人不惜半夜排長隊等待參展。其實故宮在2005年就曾做過《清明上河圖》的展覽，參展者相對不多。這也反映了人們對高雅藝術、傳統文化的需求與渴望在不斷提升。當然這與近年來故宮做了大量推薦、宣傳工作密不可分，通過各種形式來吸引觀眾、引導觀眾，影響觀眾，比如電影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引起很大轟動，也可說是對社會價值觀的一個引領。

在國際視域下來看故宮

學術周刊：2009年，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一行對北京故宮博物院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訪問，這是海峽兩岸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首次相聚，打破了兩岸故宮60年的隔膜。您是如何促成此次“破冰之旅”的？對兩岸文化交流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對故宮學研究有哪些推動作用？

鄭欣淼：關于兩岸故宮的首次文化交流合作，首先是碰到了機遇，同時我們也抓住了機遇。在這期間，我們與臺北故宮共同克服了一些困難，解決了一些問題，取得了很實在的兩岸文化交流的進展，意義重大。當時有媒體稱，“它不僅是兩個故宮60年來的重新聚首，而且是我們兩岸同胞對于我們共同的歷史與文化的一個深情的擁抱，它是對我們的歷史，對我們的文化的一個認同。”當前在兩岸文化交流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與新問題，但從長遠來看，由于兩岸故宮文物的同根同源以及兩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它們之間的交流合作是會繼續的，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斷的。

臺北故宮博物院在文物管理與文物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對故宮學概念與學科的提出，也表示認可與支持。故宮學是連接“一個故宮”和“兩個博物院”的紐帶。

學術周刊：您指出，故宮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為何要將故宮學放在國際視域下進行研究？這需要故宮學研究者具備怎樣的基本素養？

鄭欣淼：故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了解中國，需要讀懂故宮；作為世界遺產，其價值與意義應該屬于世界人民，同樣關于它的研究也應該是世界范圍的。客觀上來說，海外保存著一批清宮文物、文獻以及有關的資料，比如梵蒂岡保留著很多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在清代宮廷的歷史檔案，這些檔案文獻的研究，對于了解故宮歷史文化就有著重要意義。

學術周刊：您喜愛并創作了很多古體詩詞，其中一部分是關于故宮的，主要表達了怎樣的情懷？故宮，對您自身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鄭欣淼：對于故宮，我始終保持一種學習的態度與敬畏的情感。我雖已退休，但仍然繼續進行故宮學研究。我每天都在接受故宮的教育，我在故宮學習的東西遠遠多于我在故宮的付出。故宮給了我很多啟發，知識與智慧的，讓我認識到中國歷史的悠久綿長、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別是故宮博物院，把古代皇宮當作人民的公共文化場所，為公眾服務，每看到舉辦一個展覽能吸引很多人關注與參與，我都會由衷的高興與自豪。還有在我之前的，同時的，還有之后的一代代故宮人都在無比熱愛著這項事業，將自己的終身無私地奉獻在故宮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傳播上，特別是上世紀抗戰時期的文物南遷，那一代故宮人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精神，值得我們終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