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電視劇《紅高粱》登陸山東、東方、浙江、北京四家衛視，開播以來收視飄紅。近日，參加完文藝座談會的作家莫言接受制作方山東衛視的獨家專訪，這是他獲諾貝爾文學獎以后首度接受訪問開談“紅高粱”背后的故事。

　　談電影《紅高粱》其實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記者：諾獎之后，您被封為中國文學界的標桿，您覺得您現在接地氣嗎？

　　莫言：應該說不如以前接地氣了，因為我參加規格比較高的活動太多了。譬如經常在電視臺里做節目，這個地方是不接地氣的，這個地方接“電器”。

　　記者：您現在成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偉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沒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記者：在《紅高粱》當中，我們感受到戰爭的悲慘、壯烈，您參軍的時候沒有經歷過一點點槍林彈雨嗎？

　　莫言：我參軍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邊境戰爭我的一些戰友參加了，我當時非常渴望能上戰場，但是后來因為部隊的工作性質我沒有這種機會。當然軍事訓練還參加了一些，在新兵連里面有射擊訓練、投彈訓練，有人認為我軍事技術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連射擊成績是優秀的，10發子彈打了80多環。

　　記者：談到《紅高粱》，要提到張藝謀導演的那部電影《紅高粱》，這部電影其實拍完之后改變了很多主創人員的命運，像鞏俐、姜文、張藝謀。您覺得您的生活有變化嗎？

　　莫言：我的生活沒有很大的變化，尤其對我的創作心態沒有影響。《紅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對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點。過去我沒有名氣，這部小說人家要這樣、那樣的修改。寫了《紅高粱》之后人家不讓我修改了，我寫什么樣人家按什么樣出。其它的變化我覺得一點沒有，也是不對的，畢竟還是從《紅高粱》拿了很多稿費，拿了稿費家里的生活就變得更加寬裕。

　　記者：當時導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紅高粱》的責任編輯朱偉，就是現在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編。他說張藝謀想把《紅高粱》改編成電影。我說沒問題，后來約定時間，那時候沒有手機，也沒有BB機。

　　記者：他在哪兒找的您呢？

　　莫言：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筒子樓里面，因為放暑假同學們都回去了，我是有一個中篇沒有完成，急著要稿，我在那邊加班。他當時光著膀子，赤著腳，提著一只斷了帶的鞋等等。我說他像一個生產隊的隊長，他說我像生產隊的會計。一個會計和一個隊長完全可以領導一個生產隊，一見面產生一種信任感。我后來作為編劇之一也參加了這個劇本的創作。

　　有一些關鍵性的細節，張藝謀問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彈一樣炸鬼子的汽車。我說據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們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這個細節經不起推敲。我當年為我父親用小壺撩酒，酒開了以后沸出來才會引燃，而且火是綠的，弄到手上看不到。但后來他還是把酒壇子向炮彈一樣撒向敵人的汽車爆炸了，觀眾也沒有追究這個細節是否真實。

　　談母親母親一輩子不容易

　　記者：母親在您心里是個什么樣的形象呢？

　　莫言：我覺得我母親是最普通的中國北方的一位母親，一輩子不容易，飽經了人世的苦難。她特別的善良，她確實是我們左鄰右舍里面都非常尊敬的一個女性。村子里面很多人家要結婚，那時候農村婦女要開臉，開臉就是用兩根線把新娘子臉上的汗毛絞去。這時候需要找一個人品端正，子女成群，家里面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一個人。我牢記著我母親給人家新娘子開臉回來那樣一種表情，那樣一種幸福感。總之她是很善良的人，一輩子從沒跟任何人吵過架，沒跟村子里任何女性吵架。

　　小時候我特別孝順她，賺了錢以后想著首先應該給母親，買一點特別好吃的東西。

　　記者：大哥(管謨賢)用幾個物件概括了您人生的幾個主要階段。第一個是一塊煤炭，這是為什么？

　　莫言：我在《蛙》這部小說描寫一群孩子吃煤塊的事情。1963年、1964年之后了，學校拉了一車煤，煤里面帶著松香的，也是半是惡作劇，也是半認真，大家吃煤，煤不可能好吃，但是我們當時真吃過。饑餓始終是一個問題，后來在農村到了1965年情況好轉了，那時候也是半饑半飽的狀態，就是跟饑餓有關。

　　記者：第二個人生主要階段代表物件是一本字典。

　　莫言：字典我前面講過，在村里沒書可讀翻的字典。

　　記者：這是小時候的事？

　　莫言：小學輟學之后，村子里的書看完了，無書可讀就拿著本字典翻來翻去，也是一種自學。創作總認識幾個漢字，小學五年級學的漢字對創作來講遠遠不夠。只有閱讀，閱讀的時候碰到不認識的字查一下字典，等于彌補了這種學校的知識不足。

　　記者：還有一個是兩塊狼牙山的石頭。

　　莫言：我在保定滿城縣的地方當兵，離狼牙山比較近。那時候我開始文學創作。保定市當時有一個刊物叫《蓮池》，往《蓮池》投稿，終于有一天收到《蓮池》編輯部的一封信，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發表了。

　　記者：再到最后一個獎杯。

　　莫言：他講的應該是諾貝爾獎杯，諾貝爾沒獎杯，就是一個獎章。

　　記者：我們導演在今天訪談開始之前提醒我說，曾經有兩個人預言過你會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是大江健三郎，還有一個就是你的發小，他在2010年的時候過世了。

　　莫言：張世家。大江先生在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演講當中提到我的名字，后來他來到中國多次，在訪問的時候做演講，私下談話都說過我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他確實是我海外的知音，也是我創作的老師，也是同行，當然也是長輩，他比我大20歲。

　　另外一個我們都是東北鄉人，《紅高粱》孫家口伏擊戰就是發生在他村莊里面的。

　　后來在1973年我們到了公社駐地的棉花加工廠做臨時工，這時候成了朋友。他曾經確實說過我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他在這方面也做過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