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客戶端北京4月27日電(記者 宋宇晟)記者在26日晚公開的《〈人民文學〉2018年第5期卷首、目錄》中注意到，莫言將在該期雜志中發表戲曲文學劇本《高粱酒》以及《〈高粱酒〉改編后記》(以下簡稱后記)。

此次的新劇本《高粱酒》與莫言《紅高粱家族》中的故事密切相關，大體以此為基礎進行改編。雜志卷首明確指出，該劇本是在“紅高粱家族”之上的一次新的創作，“并非舊瓶裝新酒”。

除文學樣式不同外，該劇本的人物上也有大變化，性格更鮮明立體。雜志卷首寫道，“九兒和余占鰲都有了新意，余占鰲、麻風病人幾乎走出了小說的原本形態，而小說中并未出現的鳳仙和并非主要人物的劉羅漢成為主角”。

1986年，還是“青年作家”的莫言，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小說《紅高粱》。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王蒙對這篇小說大加贊賞。

時隔32年，他在《〈高粱酒〉改編后記》中回憶了當年創作和發表《紅高粱》的往事。

“那時我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初生牛犢，不知天高地厚，經常口出狂言，現在想起來，很是后悔。當時，學院的條件很差，我是在階梯教室里，借著閃爍不定的燈光，完成這部作品的。”

1986年春節期間，莫言在高密獲悉《紅高粱》將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他回憶稱，這個消息“讓我整個春節假期都處在興奮之中”。

之后，莫言陸續寫了《高粱酒》《高粱殯》《狗道》《奇死》四個中篇，“與《紅高粱》合在一起，起了個總題目《紅高粱家族》，作為一部長篇出版了”。

1987年，張藝謀拍了電影《紅高粱》，其中使用了包括《高粱酒》在內的兩部中篇的素材。這部電影讓莫言的作品獲得更廣泛的關注。

此后，相關作品屢屢被改編成各種體裁的作品。

據莫言梳理，截止到現在，根據此小說改編的劇種包括評劇、晉劇、豫劇、茂腔和舞劇，“還有一些劇種正在創作中”。

“這些劇我或是到劇場看過，或是看過錄像，感到都有自家的特色，都是在原作基礎上的再創造，都對原作的境界有所提升。”他寫到。

莫言也在后記中自問，既然有如此多改編的版本，“那為什么我還要自己再改一遍呢”？

他給出的答案與小說細節有關。

“首先，我覺得小說中九兒嫁給麻風病人這個重要的情節，在小說中可以存在，但出現在舞臺上，就讓人感到心里不舒服。”

因此，在這個劇本中，莫言把麻風病人改成了肺病患者。“更重要的是，我把這個在小說中像影子一樣的人物，改成了一個有臺詞、有唱段、有性格的人物。”

另外，原小說中盡管沒有明寫余占鰲是殺害單家父子的兇手，但在作者的預定中，人就是他殺的。

“改編成舞臺劇，這個問題必須回避。”莫言指出，因為不管是什么朝代，無論你是什么理由，不管是什么法律，都不會允許跑到人家洞房里去殺人。

“所以在這個劇本中，我非常明白地處理了這個問題。人，不是余占鰲殺的，他也根本沒有想去殺人，他只是想去把九兒搶走。洞房里去搶人家的新娘，也不是光彩的事，但有愛情的旗幟遮掩著，勉強也算合理吧。”莫言寫到。

莫言還在后記中透露，為了寫好唱詞，春節期間，自己“向臺灣作家張大春學習律詩”。“廢寢忘食一周，略有心得。”

雜志卷首這樣評價莫言的這篇新作——“新的人物設置和故事以及新的呈現方式，讓我們從語感韻律開始貼近了紅高粱所種植、生長的土地、人間，并逐漸從主角的天地浩氣、俠骨柔腸中真切動人地領略到民族精神的厚重堅實和英雄氣概的硬朗正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