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學

　　“那種事還要你教啊？”

　　新京報：你是醫學出身，什么原因讓你和性這門學科聯系上了？

　　彭曉輝：主要是個人的興趣點，學醫時我就接觸了很多與性有關的書。另外1990年，國家教委、衛生部等六部委出了規定，普通高校要在健康教育選修課里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內容，1992年我就申報了《性生物學》，因為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切入比較好被通過。

　　新京報：對于性，你的態度始終是一致的嗎？有沒有“脫敏”的過程？

　　彭曉輝：一直是這個態度。初中時有件事很觸動我，我當時跟著下放的母親在農村讀書，是班里的勞動委員，第一次安排任務對一名女同學說“你去搞什么什么事”，人家不干了，罵我流氓扭頭跑了。班主任問我說過什么話沒，看我沒反應她也不好開口，就在黑板上寫了個“搞”字，告訴我在當地這是臟話，讓我和女生道歉、在全班面前檢討。

　　我拒絕檢討，結果校長火了，讓我在全校做檢查，否則開除學籍。我拿出毛主席的原話“搞學習”、“搞勞動”問他，毛主席也說臟話？校長才沒讓我檢討。

　　后來我一直想，這個字怎么成了流氓話了？當我知道當地農民講葷段子，用這個字形容家畜交配我才明白，這才開始對與性有關的知識很敏感。

　　新京報：家人朋友最初對你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是什么態度？

　　彭曉輝：我妻子不管，她也受過高等教育，知道科學研究是怎么回事，倒是家里有個長輩知道后跟我打趣，搞什么專業不好，搞這個專業？我也沒多解釋。

　　當時生科院有長我一輩的教師和我打趣，那種事還要你教啊？長大了就知道了，我也打趣，哪種事啊？他說就那種事，我說不知道你說的“那種事”是哪種事。玩笑歸玩笑，學院還是很支持的。

　　新京報：開《性生物學》這門課，最初有什么顧慮嗎？

　　彭曉輝：學醫出身，談性學沒什么顧慮。反倒是擔心學生們羞澀，不好意思來聽，我當時給學生干部做工作，動員同學報我的選修課，結果第一次選就有40多人報名，這個數量不算多也不算少了，第二個學期我就沒再動員過。

　　新京報：還記得第一堂課是什么樣嗎？

　　彭曉輝：記不得了。不過這次被攻擊后，有名學生在我微博里說，他支持我，他是我《性科學概論》的第一屆學生，那都快20年了。1995年，我加進了性心理學和性社會學內容，擴展成《性科學概論》，面向全校開課，堂堂爆滿，現在改成了《性學概論》，因為性學知識不僅僅涉及自然科學，也包括人文、社會學科知識。

　　性學課堂

　　2萬多學生是我最大的成就

　　新京報：很多學生說，沒聽過性科學概論，相當于沒到華師讀過書。這是一門什么樣的課？

　　彭曉輝：這是學生們夸張了。其實性科學概論，就是講人性的問題，講性的自然科學知識、性的人文社會學科知識，告訴人們如何處理好涉性的人際關系。我講課也要做大綱，講課時除了按照大綱也會結合社會熱點。當然，我的課堂不是講狹義的性，也不僅僅講生理衛生常識，性學的外延是很寬的，也包括男權女權、同性戀等……

　　新京報：在課堂之外，生活中學生們會和你請教有關性方面的問題嗎？

　　彭曉輝：會，基本上通過郵件，偶爾有緊急情況也會發短信。比如周末約會，兩個學生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發生了性行為，男生慌了，就要到我電話發短信，問我怎么辦？那我必須得告訴他，得72小時內服用緊急避孕藥，以免意外懷孕。

　　新京報：聽你選修課的學生大多是男生？

　　彭曉輝：是女生。我們畢竟是師范院校，女生男生的比例在7比3，另外男生接觸性信息的渠道更多，女生相對匱乏一些。

　　新京報：你的課對學生的改變體現在什么地方？有沒有具體效果？

　　彭曉輝：有個英語專業的女生，畢業后去上海一所中學做老師，剛開始做初一的班主任，有一天好幾名女學生收到了同一筆跡的紙條，都是類似于“你好胖”“你好白”“我喜歡你”的惡作劇的話語，其他老師知道了都說那還了得，一定要查出來找家長、寫檢查，但我這名學生沒這么處理。

　　她開了個主題班會，說最近班里發生了件“有趣”的事，念了幾個紙條后，她說通過筆跡知道是哪個同學寫的，但會為他保密，希望他會后能到老師的辦公室，她告訴那名男孩，希望和女同學交往是對的，但這種方式錯了。她通過我的課知道，初一的孩子正處于異性疏遠期，但又渴望和異性交往，正是迷茫的時候，所以把這件事引到了異性交往方式的討論上。

　　新京報：這樣的事情會帶給你成就感。

　　彭曉輝：對，這些年上過我這門課的2萬多名學生，沒人說我的課沒有用，和我出過的書、寫過的論文比，這2萬多名學生就是我最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