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找“婆婆”，又要找飯吃

　　事實上，鮮有例外，中國民間智庫遭遇的困難幾乎從注冊就開始了。

　　2013年，為了獲得一個NGO的身份，前灘綜研至少找過3個“婆婆”。創建者首先找到上海市科委，接著被推薦給了浦東新區科委。但是，后者對創建智庫不太理解。于是，何萬篷等人又輾轉聯系到徐匯區科委作為掛靠單位。

　　彭澎的一些希望創辦民間智庫的朋友在民政登記時同樣也曾遇到麻煩。“他們看到機構名稱里既有改革又有智庫就很緊張。盡管中央的改革方向是不要‘婆婆’。但他們說，你這個涉及意識形態，還是要找個主管單位管起來。”

　　除了身份，困擾多數民間智庫的另一個難題是經費。以美國知名民間智庫蘭德公司為例，2013年，其近8成的收入來自美國軍方和聯邦政府的研究項目，其余則源于慈善機構、基金會、私人部門以及個人的捐贈。雖然后者的比例不足15%，但4120萬美元的金額已經相當可觀。

　　而在中國，資金卻是民間智庫的掣肘。“我們大多數企業家還處于公益的初級階段，知道救濟災民、捐助學校，但很少有人會意識到政策研究扶貧的重要性。”王輝耀說。

　　于是，仲大軍如今每天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提高研究水平，而是怎樣才能搞到錢、拉到投資。他曾試圖去做一些民營企業家的工作，但根本說不通。與此同時，雖然也有一些外國資本來中國考察民間智庫，但至今光有觀察，沒有動作。

　　“民營資本和外國資金都不敢往里投，中國的民間智庫就很難做大了。”仲大軍說。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如今的民間智庫往往掛起兩塊牌子，一塊是民辦非企業單位，一塊是工商注冊的公司。同時，依靠政府采購與企業采購兩條腿走路。

　　此外，前灘綜研還曾想過一個方法，希望以高新技術企業的身份獲取政府的優惠政策，緩解生存壓力。但宋杰封發現，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又是一件復雜的事情。

　　而且，對于民間智庫而言，參與到政府決策、政府采購中去也并不容易。“一些重大的政策會議，受邀的往往是傳統智庫，社科院、黨校高校等，很少有人會主動通知民間機構參加。”彭澎說。

　　而另一位民間智庫的管理者則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有些政府對外招標課題會對智庫的注冊資金、運營期限以及從業人員的體制內職稱等方面提出要求。比如，注冊資金500萬元以上，運營期限1年，甚至3年以上。政府部門會通過設置這些門檻來剔除中小型的民間智庫。

　　據上述管理者介紹，上海設有一個政府采購平臺，所有供應商都聚集于此。但平臺之外的智庫機構一般沒有資格申請掛牌招標的課題。那如何才能進入這個平臺呢？“首先，該機構要與政府有過合作，而且，政府認可其具備為它提供服務的能力。”

　　種種限制之下，民間智庫戴著鐐銬跳舞。“它們普遍生存艱難，而基本模式就是為甲方提供智力成果獲得收入，進而有所積累，但積累不會太多。這是基本現狀。”彭澎說。

　　而由于慘淡經營，民間智庫也就很難開出比官辦智庫更優厚的待遇，吸引到優秀人才。“沒有人才，研究者水平不高，民間智庫的聲音微弱又不被重視，于是也就形不成氣候與影響。”仲大軍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