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微博]原校長石元春說：新能源在我們國家一直擔負著改善能源結構和節能減排的使命。2013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其中停、砍、減等都是應對大氣污染很有效的措施，但是它也會對經濟和就業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作為新興戰略產業，新能源是國家防治大氣污染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相當于是從源頭治理，不存在這些負面問題，此外還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這個《行動計劃》為新能源提出了挑戰和責任，也給了新能源一個機遇，所以我們要抓住這個機遇，共同承擔這份責任。

　　用金融、制度和管理創新促進新能源大發展

　　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說：最近我參加了一次電話會議，其中提到一家美國公司正在利用金融工具發展光伏。我們搞光伏發電站有基建和補貼，也有發電之后電網公司的購電合同。前者不確定性較高，投資者也不了解，但是后者有明確的電價和期限，現金流比較穩定。這個金融工具把兩者分開，用現金流比較穩定的部分上市融資，保證投資者在未來若干年中有固定的回報。對于投資者來說，這種金融工具就如同社?；鹨粯泳哂辛溯^強的吸引力。

　　今年5月下旬，我到新疆參觀了哈密的幾個可再生能源項目。哈密地區雖然自然條件惡劣，但確實是個發展風電、太陽能的好地方。當地有一個光伏發電工業園，現在已經并網的發電能力有60萬千瓦，一共有21個投資運營業主，其中既有華能、華電這樣的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哈密的同志告訴我，當地發展光伏發電的積極性非常高，投資者也非常踴躍，現在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國家審批下來的光伏發電控制指標太少，目前只剩下兩萬千瓦可供分配。就這個工業園而言，21個投資和運營業主一共只有60萬千瓦的指標，平均每個業主分到的指標也就只有兩萬多千瓦，他們都很想擴大自己的建設規模，卻只能受制于國家的控制指標。在這樣一個風光資源如此豐富的地方，國家為什么還要控制指標呢？原因是光伏發電、風力發電仍然需要國家電價補貼，補貼資金是有限的，所以發展規模也是有限的。我和國家發改委價格部門溝通了一下，去年以前我們每度電征收8厘錢的可再生能源基金，現在一度電征收1.5厘錢的可再生能源基金，理論上去年全國的可再生能源基金可以征收到540億元，但是總有收不上來的情況，所以實際數要比理論數少一點。這個基金由財政部負責收取和管理，大部分用來補貼電網公司風電、太陽能發電電價高于當地燃煤火電電價的差額。以哈密為例，煤電火電上網電價每度0.25元，而風電每度0.58元，需要補貼0.33元，太陽能發電國家規定每度0.9元，需要補貼0.65元。由于每年收取的可再生能源基金總數除了有點兒增量以外，大體上是恒定的。倘若按照這個機制，只能是有多少基金才允許發多少電，可再生能源就很難有大的發展。

　　因此，要想可再生能源得到大的發展，我們需要的創新不僅是技術上的，也包括金融工具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